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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与福山讨论《政治秩序的起源》

章永乐:与福山讨论《政治秩序的起源》

  
书 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译者: 福山
出版社 : 政治秩序的起源
发布时间: 2012-11-4


      2012年10 月,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刚被翻成中文并出版,福山本人也飞到北京,为他的新书热身。北大哲学系特意举办了一个座谈会,笔者忝列末座,借机读到了出版社特意为与会学者印刷的新书。

      应该说,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福山的基本观点是,良好的治理需要三个因素的结合:国家能力、法治及问责(民主是问责方式之一,即政府对大多数人负责;但一个贵族或寡头政府也可能存在问责)。他的努力方向是追溯这三个要素的历史起源,以及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组合。福山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经典例子,其国家能力的发育成熟远远早于西方国家。在其著作中,他也有意把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放在前面,仿佛西方道路是对中国道路的偏离,这在叙述模式上与马克思、韦伯等经典作家恰恰相反。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看起来是一种更为“友好”的叙述模式。 但是,叙述模式的突破并不等于理论上的突破。在福山看来,中国虽然有强国家能力,但没有法治与问责,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西方的国家建构进程 虽然较晚发生,但三个要素发展较为均衡,在英国那里实现了第一次成熟的结合,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福山对西方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历史关节点如何逐步发展。但在分析中国的时候,他的关注点几乎都在第一个因素上,并致力于论证后两个因素的缺失。

      在研讨会上,我对福山提出了一点批评:他对中国与欧洲的分析是失衡的。在分析欧洲的时候,他能够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展现三个维度从低到高的发展光谱。但在分析中国时,却未能展示一个全面的光谱,而只是判断这些维度的有无。古代中国在法治与问责方面完全无所作为吗?也许古代中国在这两个方面未能达到福山所设置的门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被完全忽略掉。该书最后提到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一样,只有强国家,但没有法治与问责,更是一个缺乏论证的结论。

      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回顾王绍光对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范式的批判。许多政治学家直接用“威权主义”来称呼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管是慈禧太后的政府、袁世凯政府、蒋介石政府、还是共产党的政府,都被万能的“威权主义”概括了。在他们的眼里,一百年来的中国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而已。但这种印象恰恰表明了一种理论的贫困:他们没有足够的概念工具来分析一百年来中国巨大的政治变迁。在这一点上,福山也未能免俗。

在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方面,我认为福山并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创见。

      90年代初,在福山尚沉浸在“历史终结”的喜悦中时,王绍光已经从俄罗斯“休克疗法”带来的国家衰败中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在讨论分税制改革时,王绍光只是提出了四项国家能力,后来扩展到了八项,到近两年又扩展到了十项,各项能力又都有自己的分析性概念。这样一个庞大而层次分明的概念体系,使得王绍光可以超越美国政治学家们对中国的各种笼统分析,更细致地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经验。不过,福山著作的文献中没有王绍光,当我问他是否从王绍光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启发时,他回答也是“NO”。我想,如果他真没读过,那是他的遗憾。

      另外,在“国家能力”的概念上,福山的观念似乎也异于王绍光的理解。在共进晚餐的时候,我问福山,如果苏格兰公投独立成功,从英国分离出去,这是否表明英国的国家能力存在问题?福山的回答是“NO”,他认为在英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而不是国家能力问题。我再问他,南斯拉夫的分裂,是否表明南斯拉夫存在国家能力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是南斯拉夫本来就是把一堆不情愿在一起的地方单位捏在一起,因此能否继续把大家hold住,就构成一个国家能力问题。到这里,他的标准似乎就比较明确了:在民主社会里按照民主程序发生的分离主义不是国家能力问题,但在非民主社会里发生的分离主义就构成国家能力问题。而用王绍光式的眼光来看,一个国家缺乏基本的凝聚力,导致部分地区独立出去,这本身就表明国家能力的欠缺。

      我试图提出19世纪美国南方独立的案例来挑战福山的标准。美国南方的独立是经过白人选民投票的,90%以上人赞成从联邦脱离出来,南方邦联显然也符合福山说的问责政府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从国家能力欠缺的角度来谈这场内战。但林肯总统却是国家统一的强力维护者,甚至不惜动用“三光政策”来镇压南方分离主义。林肯的首要理由是维持联邦的完整,而解放奴隶只是维持联邦完整的手段,如果不解放奴隶就可以维持联邦,他完全可能做出妥协。由此看来,林肯自己似乎并不太赞同福山的看法。

      福山看来并不太愿意否认美国内战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联。我可以看出他在在努力自圆其说——是的,南方是投票宣布独立,但它存在奴隶制问题,因而北方对南方的战争构成美国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而对我提出的林肯问题,福山采取了相反的解释,认为维持联邦只是林肯的表面说法,林肯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废除不自由的奴隶制。这个解释在我看来非常勉强。如果我们关注林肯的政治理论,他的最大努力恰恰在于反驳以卡尔霍恩等人为代表的州主权论。

      林肯认为各州民众属于一个统一的民族(nation),而且将这个民族的开端追溯到1776年独立开始的。林肯根本不管1776年北美殖民地独立成十三个国家的法律事实,而直接诉诸各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中的共同的牺牲,并认为是牺牲,而非后来的美国宪法,打造了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对于林肯而言,民族是不可分裂的,这与你是否通过投票手段来宣布分离毫无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福山大谈“国家能力”这个看似具有“价值中立”色彩的分析性概念,他仍将这个概念置于自由-民主的规范笼罩之下。或许在他看来,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很友好地、以符合自由民主的方式解体了,我们就不该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将不愿在一起的单位强捏在一起。这是《历史的终结》所留下的痕迹。他从那里走过来,不可能甩掉自己的过去。

      当我问他伊朗式的伊斯兰民主是否有可能实现国家能力、法治与问责的统一的时候,他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世俗主义并不是他的模型中的必要要素。至少,他的理论已经不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封闭,而是承认了世界不同地区发展出不同政治模式的可能性。作为美国政府的智囊之一,他的立场的变化与美国政府近年来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振关系。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布什政府强行在中东制造世俗自由民主政体的做法,转向容忍伊斯兰势力通过民主选举崛起。相对实力衰退的美国不得不容忍一个更为多样化的世界,而福山为这种调整提供了正当化解释。这样的变化,相信会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身上发生。

(章永乐,北大法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于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Books/2012_10_31_1068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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