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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uerman:哈贝马斯和民主的命运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7-07-30 点击:

《波士顿评论》 | 哈贝马斯和民主的命运

原创 2017-07-29 李振宇 法意读书

《波士顿评论》:
哈贝马斯和民主的命运


William E. Scheuerman

导 言

哈贝马斯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学术研究上独树一帜,同时也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他毕生致力于对民主及其边界的探索,即资本主义框架下民主的前途和可能。

2017年4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William E. Scheuerman在《波士顿评论》发文对哈贝马斯及其对待民主的态度进行了介绍。哈贝马斯认为过去和当代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没能认真严肃的对待民主,而只有自由民主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戈尔迪之结难题;国际层面上,其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国家没有能力独立处理本国的内部事务。政治决策的制定与经济的全球化相匹配不仅是传统民主国家存续的前提,而且是发展为新的更包容的国家的唯一路径。当今保守主义的抬头可以归咎于重新调整政治和经济进程的失败,只有新的超越国界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安排可以熄灭民粹主义的政治火苗。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三层级的全球治理框架,现有的国家形式将被一种新的超国家(全球性的)或者跨国(地区性的)决策制定模式所补充。本文作者William E. Scheuerman认为,哈贝马斯对民主的理想化构建尽管不能视为一个具体的行动指南,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民主的理解,更重要的,他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和理论的启发。

尤尔根·哈贝马斯:上帝应许的民主主义者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职业生涯,连同他独具一格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如今已经被翻译成了40多种不同的语言。他一生的努力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对民主及其边界的探索。但是在德国社会学家史蒂芬•米勒-多姆的新作《哈马斯传》(Habermas: A Biography)中,他却是一个政客学者的形象,他60多年来在参与公共事务中的表现经常引发整个德国甚至更广范围内的激烈讨论。在1950年代,当他可能是同代人中第一个像马丁•海德格尔或者其他老一代为纳粹站台的知识分子一样涉足政治时,哈贝马斯的公共政治干预活动对塑造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希冀产生了重大影响。

哈贝马斯将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做出了明确界分。但是鉴于哈贝马斯在界定自己的政治活动时经常使用模糊的表达,米勒-多姆认为哈贝马斯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并没有其自诩的那么泾渭分明。这种判断甚至到今天都是正确的,哈贝马斯的学说在近来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便是例证。在87岁高龄之时,哈贝马斯仍在为出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欧盟积极辩护,并同时表达自己对民主衰退和民族主义乡愁的担忧。

哈贝马斯成长于位于科隆东边30英里的古默斯巴赫。一个世界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派的生涯会开始于这里,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正是古默斯巴赫及其周边上层阶级狭隘并且顽固的保守主义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

哈贝马斯的父亲恩斯特是一位右翼保守主义者,他1933年便加入了纳粹党。哈贝马斯年轻时便被迫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45年2月,他15岁的时候,收到了德国国防军的征兵令。但是与其他同样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被征召入伍的同龄人相比,他无疑受到了命运的眷顾。他后来回忆道:“这实在是太巧合了,在军警搜寻我的那晚我恰巧在外地,到了第二天,谢天谢地,美国人来了,我就这样躲过了一劫。”

德国的战败帮助哈贝马斯从地方性的社会氛围中解放出来。他通过收音机收听纽伦堡审判的实况转播,为纳粹的恐怖所震撼,很快掌握了他的所生所长的这个帝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也许正是因此,他的研究兴趣从医药学这个更加专业和稳定的领域转移到了哲学。在他1954年波恩大学关于浪漫主义哲学家弗雷德里希•谢林的博士论文,并没有看到多少激进主义的痕迹,但他在50年代中期及以前发表在德国主流报纸和学术期刊上的早期著作,却预示了他终身的政治立场。通过将反对矛头直接指向右翼知识分子(比如海德格尔),他批评上一代人没能认真严肃的对待民主。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充满魔力的词汇”能够将所有不同的论调聚集在他们这战后的一代的身上,这一代人一直在寻求和纳粹主义的干净利落的决裂。

正因为哈贝马斯重视“民主”这个“充满魔力的词汇”,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对那些原有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和对纳粹问题三缄其口的政治精英抱有幻想,在他们眼里,德国的新自由秩序就是稳定和安全,而与民主自治政府丝毫无关。专制及其背后的种族主义依旧如梦魇般困扰着他的国家。民主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历史赠与,而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正如他最近越来越多的强调的,民主代表着“理想国”梦想的延续:自由民主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戈尔迪之结难题。因此,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探寻民主的前途和可能。

1950年代的德国,纳粹的余毒依然统治着许多大学机构,而作为一个同情左派的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一个温馨的思想家园。这个所由那些刚从美国流亡回来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组成,它分享了哈贝马斯对德国未完成的民主事业、以及拒绝和纳粹彻底决裂的忧虑。他在1956年加入了一个依托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建立的,兼容并包的跨学科研究小组,在那里他和哲学家及文化批评家西奥多•阿多诺紧密合作,阿多诺是小组中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阿多诺习惯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即便他的言论在政治上是不正当的,阿多诺的该项品质明显影响到了哈贝马斯。

即便是在阿多诺的指导下工作,哈贝马斯也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在他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从未形成一个封闭的研究日程,或形成某种正统。米勒-多姆讲述了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领导马克斯•霍克海默的一系列政治和学术上的争论,这个专制的领导者对哈贝马斯的激进主义十分担心,并且曾提出将他解雇。到50年代后期,哈贝马斯已经成为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批评对象不仅仅针对战后德国,而且针对更为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然而到这时,哈贝马斯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个出发点服务于探索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张力,而不是一个提供所有答案的包罗万象的哲学框架。尽管哈贝马斯是政治上的左派,并且专注于资本主义对民主的威胁,但是他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在这个阶段的早期,他在1962年发表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详实记录了十九世纪以来公共领域自由的衰退。这本书描绘了一幅当时社会越来越走向专制的沉寂图景,一个自上而下进行统治的集权政府代替了早期的自由主义统治模式,在原先的模式下,崇尚协商民主的人们(他们当中已经部分实现了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公开自由的讨论的理想交流模式)通过强有力的立法机关对国家事务发挥着影响。虽然该书的马克思主义框架着眼于从自由竞争向现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中自由衰败的主要来源,它也描画出了哈贝马斯最重要的自觉:因为民主依赖于公共协商和利益交换,对话的参与者需要拥有平等的机会去表达他们的观点,以及在表达的过程中不应该受到不公正的限制。这种权利容易受到各种决策的影响,因此必须保证商讨过程的自由和平等而不能受到任何社会不公的干扰。

哈贝马斯的努力甚至赢得了霍克海默的支持,他很快改变了自己对他的这位年轻同事的看法,并一直在背后运作以确保哈贝马斯能在1964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被认可为他的继承人。除了1970年代出现的一段插曲——当时哈贝马斯离开慕尼黑,回到田园湖区去执掌一个研究机构——他余下的时光都在法兰克福担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他很快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多产和杰出的代表。

当《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书1989年被翻译成英文,哈贝马斯刻意与该书所表达的黯淡的诊断主张和马克思主义框架保持距离。然而他的一些早期的洞察依旧出奇的有先见之明。比如,哈贝马斯注意到由于新技术不断降低政治和文化辩论的门槛,政治活动和娱乐活动正在被个性化和丑闻不断玷污。相对于共享的文化生活中的积极分子和参与者,哈贝马斯更倾向于认定那些驯服的消费者没有能力区分新产品和政治建议。他也担心法律和宪法保障遭受拆解,以及各种类型的看似流行但实际上反自由的专制统治。尽管这本书有他的局限性,这本书依然可以被视为预言了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出现,类似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和奥班•维克多的匈牙利。《学徒》昔日的主角成为白宫的新星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虚假新闻”,它也有助于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进行启示性的解读。


特朗普:新保守主义的代表

对于其他冷漠的批评家,哈贝马斯保持了一个对纯朴和理想化的演讲的天真的护卫者的形象,在那里演员可以以某种方式奇迹般地在一个没有权力的空间里进行理性的对话。在他主要将努力集中在制定严格的理想化交流模式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忽视了政治生活的严酷现实,夸大了其理性特征。他们说,他的理论似乎更适合于一个哲学研讨会,而不适合于纷繁复杂的政治领域。

但是这些批评者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哈贝马斯的理论从来没有打算成为那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家们的药方集。哈贝马斯承认,在最苛刻和假设的意义上的话语几乎不可能在普通的交流中得以实现。那为什么还要担忧呢?对哈贝马斯而言,如果我们把民主解释为一种人们通过辩论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需要掌握协商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从不合理和非法的公共交易中划定出合理合法行为的最佳标准。现实生活中的民主形式不可能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种理想的社区交流模式。但是如果完全抛弃这种理想社区的意识,我们既不能区别于独立的民意,也不能深化民主。

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当哈贝马斯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社会主义者转变为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开始同美国的左派自由主义思想家比如罗纳德•德沃金和约翰•罗尔斯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如今依旧强调对资本主义进行教化以使之更加文明的重要性,但是他不再忽视根本相异的经济秩序的前景。这一转变已被更激进的批评者广泛注意到。哈贝马斯的名字曾经在左派中非常流行,但现在更年轻的一代人则对他持怀疑立场,因为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突显了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的必要性。

然而,哈贝马斯毕生对研究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联的兴趣一直保持了下来。米勒-多姆在书中花费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哈贝马斯的世界主义,这是他的思想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元素,而且在近几十年来扮演着核心角色。哈贝马斯一贯对康德的永久和平建立在世界公民法基础上的观点表示同情。《结构转换》一书假定现代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突显出了超越“威胁每一个人”的“国际关系中的自然状态”的必要性。他早期的以安全为中心呼吁全新的后国家政治的理论在90年代受到了新理论的补强,新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国家没有能力独立处理本国的内部事务。和很多左派一样,哈贝马斯变得越来越担忧全球经济转型使得各国特别是中小型规模的国家维持福利国家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判断促使他为实现其设想的我们真正需要的后国家秩序提供行动方案。

为了反对那些把他的观点视为全球化的衰退的左派和右派,哈贝马斯希望政治决策的制定能够与经济的全球化相匹配。赶上全球化的步伐,不仅是传统民主和福利国家存续下去的条件,而且是他们将自己重塑成新的更包容的国家的唯一途径。他认为那种试图用基于种族、文化或语言划定政治身份的过时的观点来支撑一个民族国家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对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上述行为进行了抨击。他坚信,对今天的欧洲人来说,只有一个更加民主和政治上强大的欧盟才能够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维护民主社会。而且只有在一个更强大的更民主的欧盟中,更多元和宽容的政治身份才能蓬勃发展。

同时,哈贝马斯拒绝世界国家甚至欧洲联邦国家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了一个三层面的全球治理框架,现有的国家政府形式将被一种新的他所描述的具有约束力的超国家(全球性的)或者跨国(地区性的)决策制定模式所补充。在全球(或者超国家)层面上,一个经过革新的欧洲联盟可以更好的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然而,由于目前一个强有力的全球公民群体尚未形成,所以它的权威应该受到限制。在跨国的层面上看,环境、金融、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政策,或者他所声称的“全球治理”,都需要这些共同创造了新的双边或多边交往规则的全球范围内的行为主体的共同协商。哈贝马斯一直以欧盟为典型对象,他认为区域性政治和经济集团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在国家的层面上看,现存的国家可以保存主权国家的一些核心特征,尽管他们将丧失一些诸如(比如依照欧洲宪法的规定)发动侵略战争的法律权利。无论是全球模式还是跨国模式下的决策制定  都持续依赖于主权国家及其军事和政治上的强制力来确保执行。

哈贝马斯盛赞欧盟成功地将重大政治决策权同传统的主权国家主体身份剥离,在其2012年出版的《欧盟危机》(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一书中,他甚至声称其制度创新为其他地方解决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借鉴。欧盟在民主国家(和它们的公民)和欧洲公民之间分割主权:各成员国依然保有其强制性权威,但是必须与欧洲公民分享主权。但不幸的是,欧盟的成果遭受到顽固派政治精英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不断加剧:他们是欧洲所面临的危机的罪魁祸首。哈贝马斯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一个“后民主行政联邦主义”(post-democratic executive federalism)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篡夺了太多缺乏足够的公共监督的危机管控权力。比如在近期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危机中,正常的政治和宪法程序被规避,权力被集中到那些政治玩家的手里,他们站在幕后操纵一切而不受制约和监督。然而,这一次的欧洲危机也可以成为“欧洲公民”及“欧洲各国公民”的一个契机,去寻找出管控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的最佳路径,这项工作一直以来被一小撮政治精英所垄断。


欧洲的困境:民族还是民主?

在特朗普将联合国嘲笑为一个“自我陶醉的世界公民俱乐部”,英国脱欧,阻挡欧盟朝着更强壮和更民主的方向发展的反对派政党的势力不断扩大的政治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世界主义愿望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当然,民粹主义者也会对布鲁塞尔那班不负责任的精英心存顾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欧洲公民身份一体化和民主不断强化的想法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它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

哈贝马斯提出两种相互交织的解释,并努力理解这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反弹。和其他人一样,他认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从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那里得到不成比例的支持。他斥责他的社会民主左派的朋友仅仅在经济政策方面和那些政治右派有差别。反欧盟主义的反弹可以被精确地归结于重新调整政治和经济进程的失败,这个问题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哈贝马斯,而且这一失败因主流政客的行为而不断恶化,他们允许民粹主义者恣意地去为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遭受损失的选民提供经济保障。在去年11月接受一家政治杂志的采访时,哈贝马斯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主张,欧洲的左翼政党应当联合起来,“继续通过对缺乏规制的市场进行跨国协调和规制向社会不公宣战”。虽然细节上有时含糊不清,但是哈贝马斯相信,只有新的超越国界的社会和经济的措施和规则可以熄灭民粹主义的政治火苗。

与此同时,哈贝马斯批评欧洲领导人未能进行使强欧洲民主得以加强的政治改革。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他们对不透明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的偏好滋长了人们对布鲁塞尔(代指欧盟)的愤怒情绪。在2014年,他小心翼翼地接纳右翼民粹主义者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仅仅是因为他希望他们能够(哪怕只是无意识地)激发那些当权的政客去开启一系列关于政治和制度改革的对话。他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欧盟跨国民主制的不成熟是曾长期聚积,如今集中爆发的民粹主义愤怒的主要原因。

哈贝马斯的经济和政治解说有助于理解当今的政治困境,然而却无助于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家们所面对的巨大困难。他们一直承受着被民粹派攻击为将普通欧洲公民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风险。毕竟欧洲的当权者们代表的依旧不是泛化的欧洲公民,而是某个国家或特定地区的选民。鉴于现有的选举和政治激励措施,要求政客们超越他们狭隘的地方代表性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那些政客,特别是他的左翼盟友们所面对的困境,哈贝马斯有时会对他们缺乏信任,因为他们需要应对那些指责是全球精英降低了他们的生活前景的愤怒的选民。


民粹的“力量”

这位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现代民主理论家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来攻击当选的领导者和其他政治精英,就因为他们没有担负起不受待见的政治职责,这似乎也具有讽刺意味。基层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或者欧洲的公共领域又是如何呢?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改革或加强欧盟的真正跨国交流或者民间举措依然这么少?哈贝马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一贯强调民主从根本上看是一个基层层面上的问题,它体现在每一个对不同的观点进行积极协商和辩论的公民身上。然而,在他的叙事中很少谈及这一部分。

哈贝马斯认为松散的、多层次的欧洲治理制度,而不是一个强大的联邦欧洲国家,更可能驯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可能尚存争议。大部分规制资本主义的尝试都伴随着对国家集权的制度性强化,比如罗斯福新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在许多现有政治实体中发生的一样,欧盟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似乎需要相对自主的,能够代表庞大的地方利益的更加集权的机构。(比如在欧盟内部,德国就是紧缩政策背后的主要障碍)。当然,哈贝马斯认为到今天依旧追求一个统一的欧盟国家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的,他的这种观点很可能是对的。然而这并不能得出一个分散的、非集权的、同时又是平等的和重视财富再分配的,在政治上并非捉摸不定的欧盟模式就是可行的。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尔根•哈贝马斯利用自己大量的知识和政治精力从事深化民主的事业。米勒-多姆似乎间或被他的研究所折服。比如,他忽略了哈贝马斯的思想向全球大规模传播的动人故事——他的想法是如何被崇拜者和门徒所采纳和创造性地改造的。米勒-多姆对哈贝马斯的广泛同情也使他表达批评时态度更加谨慎。尽管如此,他还是有条不紊地概述了哈贝马斯的理论轨迹,强调了其优势以及存在歧义和盲区的地方。他将哈贝马斯描述成一个敢言的公众反对派,在其中哈贝马斯经常要面对来自德国内部的各种复仇的声音,他们不愿意正视纳粹的历史,并坚持一种狭隘的国家认同观。当哈贝马斯在不久的将来赢得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的战役变得似乎不太可能,他只能确定下一条学术和政治参与的道路,使得有着相似志向的后来人能够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这是我们唯一能希冀的。

翻译文章:
William E. Scheuerman,Habermas and the Fate of Democracy,
Boston Review,April 12, 2017 Issue.
网络连接:
http://bostonreview.net/philosophy-religion/william-e-scheuerman-habermas-and-fate-democracy

翻译:李振宇
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一颗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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