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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关于八十年代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7-09-18 点击:

李泽厚:关于八十年代

1
我在北大读书是在1950年到1954年,标准的四年。那四年,学校里运动不断。如果用现在的学分和学时制的标准,我根本没法毕业的,因为根本没上个几年课。我入学之后先是抗美援朝,后来三反五反,接着又是思想改造。我算了一下,我在哲学系基本上没有上课,当时思想改造的时候,老师们也不允许被讲课,比如说冯友兰。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肺结核。1950年的时候,学校对于肺结核的学生还是蛮照顾的,进行身体化验之后,把肺结核的同学分到一起住,有另外自己的食堂。
后来病治好了,就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从那时候起积累的一些原始资料。所以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开始的比较早,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即不喜欢和人交流,也不喜欢向人请教,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大学的生活过的很平淡,生活也很困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同学当中算是最穷的,而且还是要负担一个上学的妹妹。这些我曾经在文章中讲过一些,不多讲了。
2
当时北大还有很多老先生在,但是我跟他们联系很少。
我记得曾经给冯友兰先生写过一封信,他很称赞我。但是一方面他们都在“学习”,在运动中作“运动员”,另一方我也不喜欢交往。倒是在我毕业之后跟冯友兰先生联系比较多。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时候25岁。不过就是在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思想上的独立意识已经比较强了,对于那些老先生,既没有盲目的崇拜,也没有盲目的批判。那些老先生当时都是所谓的“旧知识分子”,崇拜的不多,批判的倒是不少。
我常常说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如果填表的话,两行就够了:1950年到195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5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当时还叫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你刚才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55年4月份发表的,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跟美学无关。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3
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还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二十年、五十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说到当年的美学大讨论,那时候我刚刚毕业,朱光潜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后来周扬提出美学思想可以自由讨论,紧接着蔡仪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黄药眠也发表了文章。我很早就对美学比较感兴趣,所以也写了一篇,一方面批评了朱光潜,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蔡仪。朱光潜的文章大概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在《文艺报》,我的文章是在1957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时正在提倡百家争鸣,所以美学讨论在当时非常热闹,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查查当年的报刊。之前我还曾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过其他方便的文章。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文史哲》和《新建设》,报纸则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种情况是你们这一代人无法想象的。
我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不过我比较幸运,反右还没有开始,我就离开北京根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去了一个月。当时敦煌还不像现在管理的这么严格,那些洞窟可以随便进。当时常书鸿就在那里,不过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这个人不大跟人接触,这是从小的个性,尤其不会主动和人去接触,别人来找我我也不会拒绝,但是我从来不主动去找别人,包括钱学森来看过我,我却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我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所里倒是也曾经调查了我,问我在路上说过什么话。不过当时所里的右派名额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说我成了一个“漏网右派”,像当时我们所的贺麟,也是“漏网”的。
4
1957年12月,我和所里几十个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元氏县去劳动,大多数是右派。当时我在所里还算是业务尖子,本来可以不去的,但是因为我是“漏网右派”,所以也要下去改造思想。在那里主要的就是劳动,连洗衣服的时间都紧张。而且又赶上1958年大跃进,很紧张,整天都在干活儿。当时我记得经常搞“夜战”,“夜战”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带上一张油布,那时没有塑料布。走到地里,把油布铺在地上睡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干活,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当时是讲“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所里的人分成几拨,住在老乡的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个老乡家吃,明天到那个老乡家里去吃。当时我正当年,肩上能担一百多斤的担子,所以每天都觉得很累。我当时单身,过年的时候,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过年,而我们那些单身汉则不让回来,虽然元氏离北京很近,但是就不能回来,一个人在那里过吧。
这次下放回来,紧接着又是下放,这次是在1960年,到山东。如果说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那么这一次就是“饿”了。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没有别的东西吃,饿得很厉害。那怎么能饱?全身都开始浮肿。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生命中还有两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劳动,下放的人们在别人看来都是犯了错误的,劳动是对你错误的惩罚。四清则不一样,下去四清的时候算是干部,下去清查地方干部的“四不清”。前后两次,大概也是两年。
5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当时是有些人很狂热的卷了进去,我算是个“逍遥派”,看法虽然也有一些,但是不介入那些纷争。不过机关根学校有很大不同,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学校里闹得那么厉害,虽然两派之间争的也很厉害。我们所里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操纵整个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要是熟悉情况就会知道,因为哲学所造反派的头儿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别的地方的造反派都是年轻人,在我们所里则都是老革命,跟康生有直接联系。我们所所谓的造反派其实也不过是跟中央文革小组有联系而已,在别的单位基本上算不上是真正的造反派,所以也引起真正造反派的不满,就来造他们的反。当时很多人被揪斗了出来,像张闻天、何其芳。
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尽可能的不去所里。但是有时候有事还是要去一次,平时就开个病假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也不到所里去,在家里看看书。1970年,我们所里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两百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这就是“五七干校”的生活了。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在老乡家里,土房子,没有窗子,白天都是黑的,下雨的时候到处都是泥。白天到很远的荒地去干活,这样干了几个月,就开始自己盖房子,自己做坯,烧砖。但是也没有多久,又搬到了别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两百个人住在一起的大房子,年纪老的有六十多岁的,年纪轻的有十七八岁的,晚上打起呼噜来此呼彼应。每天主要的活动还是劳动,不过劳动之外多了开会,还要抓“五·一六”分子。
不过在那里,还是有一些机会,因为总不能时时刻刻的开会搞运动。所以在那里,每天还有一段自学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把讲马克思理论的书摆在上面,在底下则偷偷地看康德。当时去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一个箱子,是统一的,可以放衣服什么的,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跟1958年的四清比起来,干校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饥饿,伙食相对也要好一些。不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开始在农民家中和农民同吃的时候,苍蝇经常跑到用白薯做的面条里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后来开始自己吃饭了,总算是有了一些改善。那时候,我开始着手准备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材料有限,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如果不看哲学界其他的人研究成果,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结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成果就算是白费了。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就接着弄康德。别人也帮我借一些书,当然都是偷偷摸摸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又一次下乡运动就又来了,但是这次并没有去,因为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了,整个政策都发生了转变。从七十年代转变到八十年代,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6
说到八十年代,你说有人把我归结为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我写文章,并不太考虑读者的看法,到现在也是如此。当时我在所里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后来书出版之后,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买的算是很好的,三万册,在美学界算是买的最好的书。当时还没有“炒作”这个词,买书的大多是像你现在这个年纪的,到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当时很多人称呼我“导师”、“精神领袖”,对于这些,老实讲,我没有这种什么感觉,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所以听到那些也就没有感到有什么飘飘然。我在所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带来什么好处,直到1986年,我在所里才分上房子。相反,我总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
第一次反精神污染,就有人说我是“自由化”的源头。其实,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我是明确反对的,我不赞同他们的做法,为什么最后批判我的文章比批判其他的人加起来还要多。据说是当时教委的人曾经到学生的宿舍里搜查,每个宿舍都有我的书,所以说我“毒害了青年一代”。
后来我出国跟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在一个很著名的报告中说到了十几个人的名单,其中有一半人跑了出去,另外一半则被抓了起来。我也在其中,既没有跑,也没有抓,而是按照正式程序和手续出去的。据说当时有关部门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老布什总统以及美国一百多个教授签名致信当时的领导人,德国也通过外交部表达了意见。后来托了很久,美国的国务卿亲自到了北京,要求释放名单上的人。
7
我到了美国之后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我常常说我到美国有三大冒险:当时我已经62岁了,到了那里之后必须学会开车,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不学开车我不能走路啊,在美国那种环境里。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般的时间,还算是学会了。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从来没有上过课,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第三点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去讲了,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想起来不容易呢,当时我60多岁了,年纪毕竟不算小。
我刚到哲学所的时候,哲学所还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我偶尔去北大去看冯友兰先生那里去看他。当时我稿费很多,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但是唱片很不容易找,我在冯先生那里借了很多唱片。后来文革开始,冯先生在学校里受到批判,哲学所已经从中关村办到城里,和冯先生来往就少了,中间也曾经去看过他几次。后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给我写了一幅条幅,让宗璞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不久之后冯先生就去世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手记
这篇口述做于2005年,是李泽厚在八十年代之后第一次面对媒体。我联系他时,他在美国,每年候鸟一般回国一次。在电话里,他问我想谈什么,我说他的经历。他说:谈了也没地方登,谁敢登我呢,我的名字已经16年没有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了。
我说不管能不能登,我都要做。大概是我的执拗打动了他。于是有了这篇口述。
去见李泽厚之前,我心里一直想,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曾经他的影响之大,无出其右者;也曾经沉寂多年,后来因为一本《浮生论学》和《告别革命》而备受争议。关于他的段子还有一个,是在他沉寂多年之后的:话说是在某一年,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果然,一见到他,李泽厚就说: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我了。神情中有几分落寞。李泽厚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问,他答,很长时间里,我和他处于一种有点尴尬的境地。后来采访结束了,我们在一起闲聊,聊了很多关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碰巧,我的好多看法和他出国以后在外面发表的文章观点很相近,以至于他总是问我:我某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头。他一下子来了兴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他拿出书,是那本《告别革命》,在见到他之前,我没有读过。但是有些观点,我们却极为相似。这让他对我有知音之感。后来他每次回国,只要时间合适,我们都会见见面。
但在当时短短时间内认识他是困难的事情,可我还是想试着为李泽厚画了个像:他外表不修边幅,显得有些木讷,内心却很自负。这种自负,是建立在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负责任”的基础上。单单凭这一点,让我对李泽厚保持了自始自终的敬意,观点的是否相同,反倒退而其次了。

口述:李泽厚 撰文: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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