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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晚清大战略中的曾国藩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8-05-21 点击:

郑佳明:晚清大战略中的曾国藩

《大战略与小格局》之一


引言:大战略是一个系统,由各个部分组成。大战略和小格局,可以理解为全局和局部、宏观与微观、国与家、国家与个人、理论与实践、知和行这样一些含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古人讲的大战略与小格局的关系,大和小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简单的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关系。政治家有的还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幕僚、自己的集团、自己的家族、乡亲这样的一些关系,大战略与小格局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曾国藩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人。他是以小博大,逆势而上,以局部影响全局,以个人影响历史的人物,以小格局影响大战略的例子。

1、从晚清大战略看曾国藩是一个新角度

在中国近代史里,曾国藩始终是公众议论、媒体热炒的话题,学者和政治家研究的课题。议论多,时间长,争论大,说明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从近几年著作、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看,曾国藩研究处于不活跃状态。应该说,曾国藩的研究资料并不缺乏,保存完整、梳理整齐的奏折、日记和家书煌煌几十卷;他的事迹并不复杂,他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不算久远,有据可查。造成研究他困难、褒贬不一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历史观,对他有不同评价。例如阶级斗争历史观、现代化历史观、传统文化历史观等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历史观就是价值观》,历史观、价值观不同,当然就会争论不休。

第二,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说他是逆潮流创新而救时,顺传统守旧以立身,立功、立德、立言,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身份、地位和时代,他这种超越性,简单的尺度很难做出准确的评价。

第三,他生活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处在中外、满汉、官民、新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其中很多悖论,他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自然评价不一。

第四,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人物,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教育、文化各个方面都有新的建树和独到思想,综合起来评价不容易。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大战略的角度对曾国藩来一个再认识。

大战略重点研究国家总的战略,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规划、战略措施和领袖团队的战略能力,研究如何用举国之力保卫国家安全、推动国家发展。其它问题放在一边,抓住国家安全这个主要矛盾,可以更中肯的考察晚清的历史脉络。从大战略的角度看晚清大变局,具有学科优势和学术针对性;曾国藩的历史活动,基本上围绕应对大变局,维护清政权进行,从大战略角度探讨他对国家政治安全的作为和影响,可能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曾国藩。

大战略是一种眼光、智慧和谋略,大国博弈的手筋,大国竞争的艺术,中国人讲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战略更奉行“丛林法则”。非正义战争曾经大获全胜,霸权主义常常通行无阻。大战略超越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分歧,超越历史和和道德的争论,这个角度,可以避开长期以来对曾国藩的种种道德争论。

2、“守成”是晚清大战略失误的总病根

鸦片战争之前,世界发生巨变,中国还在沉睡。山雨欲来的危急时刻,嘉庆和道光两位皇帝,没有推动中国的转变,而是耽误中国半个世纪。其中嘉庆帝耽误20年,道光帝耽误30年,都是大战略上犯了错误。嘉庆的大战略是什么呢?两个字:“守成”。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东巡福陵时写了一些诗,大部分都以守成为主题。举几个例子,如 “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又如,“展礼珠丘思不匮,守成常念拓基难。”他的诗受到乾隆的赞许,说明乾隆也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已经达到顶峰,后人只要继承和保守就够了。嘉庆“守成”还有理论,集中反映在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写成的《守成论》一文中。他认为,祖宗之法,守之不变,至于万世可也。他认为汉唐宋元明“皆中叶之主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如果不改革,这些朝代不会垮。谈到自己守成法的理由:“我大清圣圣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钜细毕该,敬守成宪何敢稍易乎?”嘉庆接班伊始,爆发了湖北四川白莲教起义,当时八旗和绿营已经腐败蜕化,兵饷两空,靠地方营勇作战,这场仗打了八九年,耗银2亿两。看到朝廷如此无能,各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国内稳定形势骤然变化。嘉庆拒绝改革应变,清朝从康雍乾盛世迅速跌落下来。

道光年代的局势比他老爸那时严重得多,特别是遭遇了鸦片战争沉重的打击,可是道光守成的大战略没有改变。他换了一个说法,叫“整顿”。1847年8月,他召见即将上任的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要求他“诸事整顿”。他怕对方不能理解,特意苦口婆心地说明:“譬如人家有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汝当思之”。道光说这话的时候已是鸦片战争之后7年,“曲突徙薪”早已迟了,大火已经烧起来了。

“诸事整顿”,通过整顿回复旧状况,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守成”。整整半个世纪,繁荣稳定的大清帝国,在两位守成皇帝的统治下,走向了危局。“守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农业文明,“天不变道以不变”的思想根深蒂固,从商鞅到张居正,历史上鲜有改革成功的范例;雍正作为皇帝,搞了一些改革,被时人和后人糟蹋得灰头土脸。守成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痼疾,历史上每一个朝代中后期都拒绝改革,积重难返,直至灭亡;这是清王朝晚期的致命伤,大清的头几任君王是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开创者,但是在康雍乾盛世的光环和闭关自守的黑暗中,“守成”成为王朝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晚清大战略的失误根源盖源于此。在每一次内外战争失败,面临危机的时候,变化才姗姗来迟,同时又重重险阻,一一失败。当时东亚两个面临相似挑战的国家,中国和日本,守成不变是当时中国与日本的认识上的最大的差距,没有历史文化包袱的日本,全面对外开放,后来居上,打赢了甲午战争,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3、迟到的转变与曾国藩的崛起

鸦片战争的痛击并没有打醒帝国的皇亲贵族和满朝文武,挨打过后,一切照旧。咸丰在位十一年,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天朝危在旦夕。咸丰年间,大战略被迫调整。辛酉政变,慈禧和奕?掌权,清廷的指导思想、国家战略的转变逐渐明确。一是形成了攘外要先安内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对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为了尽快“安内”,授予汉臣实权,以汉制汉,曾国藩实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钱粮兵马,有清以来第一次,从此满汉结盟,力量此消彼长,政局大变;三是改变对外方针,包括“借夷助剿”,中外联合镇压人民起义,和认可“师夷长技”的指导思想。

这是一个迟到的转变,错过了最佳时机的转变。迟了20年,这20年对中国来说太宝贵了,如果鸦片战争后清廷能够痛定思痛,及时改革,也许不会酿成太平天国的起义,也许不会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

这是一个被动的转变,没有预见和准备。不得不授实权给曾国藩,不得不“借夷助剿”,不得不开始接触外部世界,不得不同意湘军启动“洋务运动”,统治者没有战略的主动性,没有长远的眼光和战略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是一个浅层次的转变,既没有整体的思路,又没有深刻的变革。在守成思想的指导之下,朝野没有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上去思考问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晚清朝廷的大战略,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思想的局限。

这是一个技术的转变,并非大战略的根本转变。朝廷仅仅是从利用的角度,驾驭的角度,有限的分权给汉臣,借他们的力量来挽救自己的政权。在使利用这股力量的同时,千方百计地防范、限制、制约对方,造成战略力量的内耗和分散,甚至抵消。

慈禧没有战略上的见识,但是有功利现实的直觉,她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第一位。上台初期,脚跟没有站稳,又面临内外交困局面,尚能比较放手让奕䜣集团发挥作用。自己大权在握之后,几上几下,把奕䜣整得服服帖帖,唯唯诺诺,戊戌维新时的恭亲王已经锐气尽失。重用奕譞、支持清流派、纵横捭阖、平衡制约,削弱了中央的力量,形成地方实力派成长的空间;削弱了体制内的力量,形成了体制外制度变化的空间,朝廷整体的控制力下降,大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能力弱化。这是曾国藩集团崛起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机遇。

4、曾国藩撬动了沉重的晚清历史车轮

“守成”是晚清大战略的总病根,晚清大战略的根本问题是要不要变,变什么,怎么变,变到哪里去?晚清统治者,不肯主动变革,结果被形势逼着变革,自己不肯变革,洋人逼你变革,体制内不肯变革,体制外开始变革,上面不肯变革,下面开始变革,想变的,没有变,不想变的却变了。咸同之际清朝大战略的变化最突出的后果,一是权力下移,地方实力派崛起,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政集团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二是满汉实力对比悄然变化,汉族督抚成为政权实际控制者,清王朝的实力和威信急剧下降;三是中外统治者联合,国内民众反抗被镇压下去。

这个转变最直接和重大的结果是给了曾国藩一根阿基米德的“杠杆”,他用这根“杠杆”撬动了沉重的大清王朝的历史车轮。打败太平天国,挽救大清王朝的曾国藩,急流勇退,不居功不自傲,讯速裁撤湘军,让朝廷放心,让纷纷议论闭嘴,拥有扭转乾坤的功劳,占据忠君的道德高地,湘军集团的势力、实力、声名不可阻挡。七、八十年代,“中兴将帅,什九湖湘”,近五百名高级文人和军事将领构成的庞大湘军集团,占据省部各路要津,后又衍生出淮军集团,互相呼应,影响朝局,贯穿晚清。

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的结束,洋务运动的兴起,带来了所谓“同光中兴”。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可以说是同光中兴的推动者。同光中兴既是大清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也是当时中国走向和平变革的唯一希望。朝廷中奕䜣、文祥等人,甚至包括慈禧,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两件大事上,对湘军集团都是支持的。可以说是朝野共同推动了同光中兴。二者相比较,地方实力派的作用大于朝廷的作用,曾国藩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反映情况,积极建言,推动深宫里面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定;湘军集团带头实践朝廷的决策,形成了同光年间少有的好形势。

曾国藩集团与太平天国作战过程中,以亲身实践经验认识到西洋军事力量的强大,率先向朝廷写出奏折,要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先“师夷智”,购“制器之器”;率先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率先制造了中国第一艘军舰;与李鸿章办起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坚定地走上了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道路,成为自强运动的领路人和开拓者。以他为精神领袖的湘军督抚们把洋务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起步。正是因为其规模和成效,史学界才称其为“运动”。洋务运动聚集、培养洋务人才,奏请派遣留学生,培养外交人才,闭关两百年的中国第一次对外开放。

曾国藩集团的自强运动是为了保卫大清而起,但是学习洋务的结果却推动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潮流,历史迈向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封闭太久的大清,专制守旧的大清,革新的力量弱小,守旧的力量强大,朝廷眛于世界潮流,继续守旧排外,顽固反对变革。同光时期各项变革举措,多方掣肘,举步维艰,导致甲午战争失败。接着戊戌维新失败,八国联军进京,晚清新政失败。顽固不肯变革的满族贵族小朝廷与世界渐行渐远,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自强运动是为大清统治招魂,却招来了民主共和的精灵。这是曾国藩没有想到的。

5、曾国藩是晚清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

由于中国之大,中国之古老,多民族组成,并由一个强弩之末的少数民族贵族集团统治,晚清的历史转变充满悖论、博弈、曲折、反复和暴力。回首晚清七十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人逐步认识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逐步认识了中国与外国的差距,逐步探索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在失败中走向变革和革命,走向进步和光明。在这个转变中,有少数人,为找到中国走向富强与复兴的大方向、大思路和大战略贡献出惊人的智慧和力量,成为大战略转变中的关键人物。在西方,这一类人常常被人提起,如拿破仑、华盛顿、俾斯麦、丘吉尔、罗斯福等等。

我们回首晚清七十年,寻找晚清在黑暗中举起火把开拓前进的人,似乎不是政治上站在最高处的政治家。不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慈禧、光绪,不是奕䜣、奕譞这些处在统治核心的人物,而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样一些地方汉族文人官员。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评价晚清“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这些杰出人物中,一个浸透着传统文化,略显笨拙和迂腐,勇于实践和独创,艰苦卓绝、逆势而行的书生曾国藩是他们的代表,他就是晚清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

曾国藩出身不高、地位不高,天分不高,他是如何改变晚清历史的?我们知道,在大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关键作用的人是分层级的。晚清时期,国家决策层主要是皇帝和满族贵族小圈子。按照朱东安教授的讲法,大概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帝,一个是相,一个是将,“帝”是指皇帝,“相”是指中枢大臣,“将”是指地方督抚。决策圈子里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极少数人。同光年间的决策层,同治皇帝比较软弱,垂帘听政的慈禧缺乏远见卓识,脑子清醒的奕䜣说了不算,文祥是个执行者。放眼望去,除了湘军集团之外,满朝文武,人才空空。几代君王守成守旧,重用庸人,排斥人才,逆淘汰的恶果显现。曾国藩出山前就看清了这一点,积极建言朝廷培养人才。自己把用人聚人育人推荐人才放在首位,湘军人才济济,建功立业,不怕你朝廷不用。

除了最强悍的军队是湘军,打败农民武装起义挽救大清王朝的是湘军之外,大清朝的变革思路出自曾国藩,大清国的有才华、有能力、有威信的文武官员来自湘军集团,晚清大历史、晚清大战略,当然深深打上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印记。

6、保大清,也是保中华?

曾国藩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了20年左右,做了两件改变历史的大事,结束太平天国战争和兴起洋务运动。这两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所为,但是他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两件事情,发生在中下层,影响了高层和核心;发生在局部,影响了全局;成在当时,影响后世;发生在中国,影响了亚洲,乃至世界。

对曾国藩的评价,我们常常纠结于三点:一是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二是他保卫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三,他保卫的清朝是满族政权。大战略强调的重点是国家安全,尽管当代出现了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人类也憧憬大同世界和永久和平,但是国家安全仍然是各国大战略的主要目标,政治的头等大事。在世界近代历史中,国家安全比当代重要不止百倍,殖民主义肆虐之下,很多国家在战争失败后,主权丧失,领土丧失,国家分裂,万劫不复。

康有为、梁启超在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时,常通过当时外国的教训警示国人。印度是他们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康有为著作中讲到印度的约有84篇200处,梁启超有近100篇200多处。这样多地讲印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印度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举印度之事警中国”很有说服力。印度亡国惨状在康梁特别是康有为的著作中被反复多次地描述。

专制制度下,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内忧与外患形影相随。几乎每一次政权更替,都伴随着一场浩劫,一次灾难。戊戌维新的时候有一个争论,“是保大清,还是保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间夹着一个满汉矛盾,这个敏感问题一直贯穿晚清历史,三对矛盾共同作用,导致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我们不能不承认,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执掌的清朝政权,也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中国的政权。戊戌维新以后一些激烈排满的人批评曾国藩维护满人政权,我们一些历史学家,批评曾国藩维护地主阶级统治,其实在曾国藩那个时代,他所做的,既是保大清,也是保中华。如果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溃散,中华民族比印度更惨。

大家都很熟悉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的一段对话,他们已经预料到大清气数将尽,来日无多。然而晚清一批批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拼死捍卫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清王朝才避免了印度亡国分裂的命运。曾国藩等人推动的战略转变,延迟了清王朝的终结,有了这个渐进的过程,才有了孕育了中华民国的时间和机会,否则连这个早产儿也不会有。1912年,清帝逊位的时候,交给中华民国一个“五族共和”,疆域基本保留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才有后来的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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