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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娟:我的丈夫杨小凯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8-10-18 点击:

吴小娟:我的丈夫小凯

 

   本文为吴小娟女士写于2004年8月。2018年10月6日是杨曦光先生七十岁冥寿,稍加注释,特此纪念。

   

   1979上半年在湖南省邵阳新华印刷二厂①,我第一次见到小凯。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一天上班的时候,小凯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他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东西,质量这么不好。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满脸红红的,感到挺好笑又生气。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但心里很佩服他做事的负责任。

   

   ①湖南三线工厂之一。1966年,湖南省的备战工作全面展开。位于长沙的湖南新华印刷厂派出人马,到邵阳建新厂作为后方厂,三年后落成。起初政审严格,据老工人回忆,“要三个清白,没有旁证材料不行的”。

   

   我每天下班后,练两小时小提琴,然后读小说,过的满自在的。那时我与同事周列娜同住一间宿舍,她下班后没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有一天,我问她中学时代有什么爱好。她告诉我喜欢英语。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找一个英语老师。听说小凯的英语很好,可以请他教。周列娜说,她一个人不敢去找他。我答应先陪她几次,她再自己去。下班后,我们去小凯的宿舍学英文,我那时还没想学。小凯劝我学,我说我不喜欢英语,我喜欢读小说。陪了几次周列娜后,我就不再去了。

   以后,我和小凯常常交换小说,关系慢慢密切起来。我发现小凯非常爱读书,而且读了很多。他将他写的一篇小说《她》给我看。②我不太明白他的含意,但开始敬佩他。我想他高中少读一年③,没有毕业,可他自己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没有读完高中,可我自己无法像他一样。往后听到很多关于他坐牢的故事,更是敬佩他。

   

   ②据小凯在武大的同事邓晓芒回忆,他见过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是他的文学创作。他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

   ③小凯就读于长沙市一中,原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是湖南省最早的公立中学,素以名师云集,校风朴实,人才辈出著称。1962年秋,小凯入学初中部78班。一中校址位于小吴门外清水塘畔,距湖南省委很近,省委子弟多就读于此。以62届为例,有湖南军区吴自力司令的儿子吴南下,蔡爱卿司令的女儿蔡小豫等。据小凯同学回忆,班上骑车来上学的就两位,一位是长沙市委韩曙光副书记的儿子韩志诚,另一位就是杨曦光。

   

   我们很快明确了关系,小凯将他和他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我,我也将我和我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他说周列娜已将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过他了。小凯说他感觉我们同命相连。

   很快,小凯将我带到他家见他爸爸。我到他家后,吓倒了,发现他们家原来是高干④。他爸爸当天单独与我谈话,问了许多关于小凯的问题。我不知自己回答了什么。好不容易见到小凯,小凯就问他爸爸和我说了些什么。这次与他家见面心理压力很大,他爸爸的秘书又去我们家调查,发现我妈妈有精神病。他爸爸担忧我妈妈的精神病会遗传到下一代。

   

   ④杨父为杨第甫(1911-2002),湖南省湘潭县人,1952年任湖南省委秘书长,1954年受批判调任省工业厅副厅,1959年被列入“湖南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西洞庭湖劳动的处分。1961年平反后任省农垦局局长。1980年12月,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任党组书记,负责省政协全面工作。1986年7月离职休养。杨母为陈素来,曾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后自杀。

   

   得知我和小凯的关系后,我妈妈去小凯工作的地方,将他大骂了一通。妈妈伤心的和我说,她好不容易离了一个劳改犯(我爸爸是地主的儿子),我又和一个劳改犯要好。我认为,小凯是一个很好的人,政府一定是搞错案子了。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劳改犯也不影响我当一个工人。

   不久,小凯被借调去北京工作⑤,很多人说小凯会将我抛弃,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快小凯写信给我,告诉我北京的情况。我从小就没有觉得自己漂亮,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一般。可是自认识小凯后,他却把我当作他心中的”西施”打扮。小凯每一次从北京回湖南,都帮我买很多北京最时髦的衣服。那时,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不知道穿什么号码的衣服。可是小凯买的所有的衣服我都能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

   

   ⑤在李锐、于光远等老先生的帮助下,1979年下半年,小凯借调至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小凯致李南央的信:“我看了一下去年社科院经济研究生的试题,我觉得自己报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专业比较有把握,不知道社科院今年经济研究生各专业招生名额、要求以及报考动态,导师内定研究生的倾向如何。你是否能打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呢?报考政审是一大关,我准备详细写个东西。如果你能打听到这方面的消息,请来信告知。今年考大学是否限制年龄,你听说了吗?”)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由中国科协直管,小凯姑父邱纯甫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他借住在姑父家里。

   小凯从北京来信劝我去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我那时候才20岁。小凯告诉我很多牢里朋友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他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不久,我去长沙寻找我的亲生父亲。见面后,父亲非常激动,悲喜交加。我长得十分像我的父亲,可能是从小不在一起的缘故,我对他却没有太多感情。但从那以后,我们倒是常常探访父亲。他告诉我很多我们家族的故事。他说爷爷奶奶一家还在香港,叔叔在台湾的嘉义。1990年,小凯去香港探访了爷爷;1996年,我们一家去台湾的嘉义探访了叔叔。

   1980年,我自己积攒了一些钱,去北京探访小凯。这一次,我们像度蜜月一样幸福,在北京的公园里尽情地游览,花前月下倾诉心声,还去了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艺术品,照了很多像片。但是,在我回湖南的旅途中,大病了一场,只得在河南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去急诊医院。医院与小凯联系,叫他马上来领人。小凯不顾当时很快要考研究生,马上到了医院。过了一夜,我的病有好转。第二天他带我回长沙,又马上赶回北京考试。这一次后,我非常感动,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重感情值得终身依靠的人。

   小凯很快考进社科院计量经济所⑥,并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告诉我他工作量很大,可他每周还给我写一到两次信,为我录下许多录音带,可惜搬家几次,这些录音带也遗失掉了。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说,有人为小凯介绍北京的女孩子,这样可以让小凯留在北京,都被他婉拒了。

   

   ⑥1980年小凯考入中国社科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1980年下半年,小凯写信给我和他的爸爸说,我们决定1981年春节结婚。我一个人在邵阳办了我们的结婚登记,领了结婚证,准备了日常用的一些必须用品带到长沙。一天早上五点钟,我带着笨重的行李,步行从火车站走到小凯爸爸家的后门,拼命叫小凯开门。小凯好像从梦里听到我的叫声,惊喜地起来给我开门。这件事成为小凯美好的记忆,当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我们的结婚,小凯爸爸不想声张,我们一起买了一些必须的家俱,就住在小凯爸爸家结婚了。尽管只有几个好朋友为我们庆祝,可是我们俩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

   结婚后,小凯赶回北京,我回到邵阳。不到一年,为了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小凯于1982年放弃北京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和我一起调到武汉大学管理系⑦。小凯当讲师,我在系里的资料室。那时小凯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编了两本教科书。除了教课以外,小凯还每天在家写书和文章,工作非常努力。

   

   ⑦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顶着巨大压力将小凯作为人才引进武大,聘为经济系讲师,并解决妻子工作及分房。

   

   1982年中,我怀孕了,小凯怕武汉太炎热,将我送到北京姑妈家。之后又到沈阳的叔叔家避暑,这是第一次见姑妈和叔叔一家⑧。大家很喜爱小凯和我,我们在东北住了两个月,小凯在沈阳给基层的管理干部讲课,我们还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离开渖阳后,我们经过大连,在那里看到很多日本人建造的日式房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乘船到上海,探访在上海的武汉大学的老朋友陈志龙。住在他家时,有天半夜,小凯突然大叫,把我们都惊吓起来。我赶忙到他的床前去看,才知道他又作了坐牢的恶梦⑨,全身冒冷汗。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中,这种牢里的恶梦伴随着他的一生。

   

   ⑧小凯的叔叔杨迪,离休前任沈阳军区参谋长,他的回忆录就是“蛋炒饭”的出处。

   ⑨1968-1978年,小凯入狱十年。

   

   1983年,我怀孕七个月后,小凯将我从武汉送到长沙他爸爸家,准备将这个孩子生在他的家里,小凯告诉我,这是杨家的传统。2月23日,小溪在长沙出生,小溪的名字是曦光的谐音,意思就是小曦光。我刚生产完,小凯说他爸爸说男孩女孩都一样,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说这些话。后来我生了老二以后,才明白生男孩女孩在杨家还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小凯写了两本教材,在武汉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邹至庄教授⑩。他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教材,很快就帮小凯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去普林斯顿读博士。由于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赵紫阳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赵紫阳办公室将此信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道玉校长的协助下,小凯于1983年9月带着仅有的30美金,一个人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他梦寐以求的经济学博士。

   

   ⑩邹至庄,1929年出生于广东中山,1951-1955年先后在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随后在MIT、Cornell、Columbia等多所名校任教,邹至庄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是“邹氏测试(Chow-test)”,是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数的先驱。

   

   小凯离开中国不久,想尽办法要将我们母女两人接到美国来陪读。他每星期给我写两封信,劝我们到美国与他相聚。他非常思念女儿小溪,盼望我们到美国,一起共同生活。一年后,我和小溪也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陪小凯读书。

   到美国后,我发现小凯读书很不容易,小凯很快面临博士资格考试。我记得邹至庄教授常常打电话告诉小凯考试成绩,给了小凯很大的鼓励。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对科班学生来说都不容易,对小凯来说就更不容易了。小凯告诉我,这两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小凯却认真对待。很快,他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1985年中,通过资格考试后,小凯便开始写《XXXX录》,白天到学校做论文,晚上在家写《XXXX录》。他发现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内有他在文革时写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非常激动能够在国外看到自己的文章。这激励了他把牢里的事情写出来。所以《XXXX录》是他在国外的第一本中文书。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中文版写出来后,他很快找到译者合作翻译成英文。由于译者非常忙碌,英文版的书等我们到澳洲之后才出版。

   小凯在1986年认识了索罗斯基金会,他们派小凯第一次回中国与体改所谈有关中国改革的问题,希望他作为基金会的代表。由于小凯的学业很忙,从中国回来后便谢绝了,全力以赴地做他的论文。做论文的过程中,除了吃饭、睡觉,白天黑夜都在学校里。1987年初,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大学全日读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每周做二十五个小时工,维持家庭经济的需要。刚怀老二时,反应很大,病得厉害,日夜想睡觉,老大在幼稚园。小凯根本顾不上我,一心一意做他的博士论文。

   1987年中,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已经用完了,得另找出路。小凯在耶鲁找到博士后,由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援。于大海帮我们7月搬家到耶鲁。当时租了一个教授家改良的车库。

   小凯主要任务还是修改论文,每周开车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交给教授改好的部分。那时我一直担心他开车的安全。

   当时在耶鲁没有朋友。我们又都不懂医疗保险制度,我怀孕七八个月了,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胎儿到了八个月时,在耶鲁的医学院碰到一个湖南老乡,她正在学做超声波,帮我们免费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而且是个儿子。小凯十分开心,我们马上写信告诉小凯的爸爸。爸爸更是高兴,这时我才理解到杨家一直在盼望小凯有个儿子。很快健思就出生了,医药费花了$5000,当时我们的存款都没有这么多,一半由保险公司付了,另一半由我们自己付了$500以后,其他部分因低收入减免了。孩子用的所有东西,全是邻居给我们的。我生完孩子后,小凯接我回家。第二天,他就又上班了。

   小溪、健思和我每天在家。日子过得很辛苦,也很少有朋友探访我们,但我们一家非常幸福。耶诞节时,普林斯顿的老朋友宦国仓⑪来耶鲁与我们一同过节,我们非常高兴。

   

   宦国苍于1987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博士学位。履历与小凯可作参照:1987年至1992年担任德意志银行美国地区经济分析师,1992年至1995年担任摩根大通高级经济师,1995年至1997年担任巴克莱银行董事总经理,1997年至2001年担任花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部联席主管,2001年至2005年担任汇丰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业务主管,自2009年12月28日起担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1988年1月份,小凯为了找工作。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希望在会上能找到一些面试机会。会后不久,半夜三更他突然从飞机场打电话回来说,已经没有计程车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将小凯从机场接回家。漫天大雪,小孩在车里因为冻坏了而大哭。现在忆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开车去,又怎么开车回来的。这次会议对小凯找工作帮助不大,全家便帮他贴邮票申请在美国的工作。好不容易在纽约大学拿到一份教职,却因没有绿卡无法成行。很多朋友劝他申请政治避难,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回去见他的老爸爸,所以便没有去纽约工作。

   这时,小凯开始申请其他国家的工作,包括澳大利亚,拿到阿德莱德的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过度劳累,小凯大病了一场,高烧到41-42℃,两天不退。我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他去看急诊,他不去。我只好到附近中国来的学医的学生那里,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小凯看病,并给我们一些抗生素。看后,说是有发炎,但吃药后烧也不退,我只好自己带他去耶鲁医院住急诊室。一天一夜,我带着孩子一起守着。医生也找不到原因。烧没退,我们只好回家。第二天烧才稍微退了。这时,黄有光教授从墨尔本打电话到我们家,说小凯可以到莫纳什大学工作,给他一年的教职。黄有光在电话里还说,墨尔本有很好的中国人的社交圈子,劝我们来。于是,我们便放弃了阿德莱德的工作,选择了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

   1988年6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佛罗里达的狄斯奈乐园痛快地玩了一场。于大海将我们全家送到机场,我们去夏威夷,玩了几天。7月2日我们到了墨尔本机场,带着两个孩子,四个箱子,坐计程车到了莫纳什大学的校门,拿到招待所的钥匙,就住进莫纳什大学招待所。

   第二天小凯就开始上班了。他当时的工作是一年的教职,现在想起来那是很担心,一年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很快,小凯的研究就上了轨道,在美国投出去的文章也开始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小凯的教职变成了永久教职,很快就升了高级讲师。

   第二年那段特殊时间,小凯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十分忧虑。就在那前一个晚上,小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我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小凯决志要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捐款。

   我们在北但丁诺买了第一个房子,小凯非常高兴。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在家里写他的第一本英文经济学书《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见另页)。每写完一部分,他便自费请Jeff Borland修改英文,大概花了苦苦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所有的手稿,我们一直珍藏着。

   1990年,张五常请小凯到香港大学教书三个月。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期货全部输光,打电话回来说怎么办。我掉着泪跟他说,回家吧。那时我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在墨尔本的日本餐馆打工还贷款。当时贷款利息是17%,听了小凯输钱的消息非常伤心,却也没有办法。等他从香港回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机场接他,全家高高兴兴,跟他说只要人回来了,就好了。

   1993年,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便籍助这个机会,十年里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看望小凯的父亲。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高兴得都合不上嘴。我们在香港只呆了半年,很快又回到墨尔本。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从那以后,我们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去香港,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第二以后必须由太太掌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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