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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世界现代史上的地缘政治宏观机理及其大国国运效应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9-01-23 点击:
时殷弘:世界现代史上的地缘政治宏观机理及其大国国运效应
   
   引言:地缘政治理论与其基本特征
 
   地缘政治理论的定义
 
   地缘政治理论是关于国际政治权势与国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它涉及的是经久的空间关系对于国际权势重心兴衰的影响,是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与之关联的技术、社会政治组织、人口状况甚至意识形态的变化趋势对于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内在含义。
 
   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特征
 
   1、权势(特别是其军事方面)为最基本的概念,以安全、或与安全有关的权势积聚或扩展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2、地理环境被认为对于权势、安全或与之相关的权势积聚或扩展有关键意义,甚至决定意义,但同时也高度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与技术—社会政治条件的联系;
 
   3、持非演进性的历史模式或历史哲学;
 
   4、海权优势与陆权优势的循环交替。
 
   
兰克:一种出自欧陆视野的国际体系范式
 
 
   在国际关系史学家中间,对现代国际体系常在机理和运动模式的首次揭示,出自利奥波德·冯·兰克,更具体地说出自他在1833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论列强》。① 如后所述,该文基于欧洲大陆国际均势的动态机理,高度浓缩性地概览了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由此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项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运动模式,它对此后的国际政治实践、国际关系史编撰和国际关系理论思考都有重要影响。
 
   兰克之后,这方面最卓越的创新性成果,当推1948年在德国出版的《均势抑或霸权》(其英译本于1962年出版,书名改为《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② 其作者路德维希·德约,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历程与德国的历史命运,作了异常深刻的总体论说。德约的《不牢靠的平衡》,揉合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即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后两项有赖于他的创造或者决定性的发展),异常雄辩和发人深思地论说了四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实际上为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保罗·肯尼迪和乔治·莫德尔斯基等名家的国际关系史理解奠定了相当大一部分基础。③ 德约揭示的16世纪开始往后近400年的国际体系机理和模式,可以用两对概念来概括:欧陆均势与海外优势,欧陆均势与侧翼大国。它们与兰克的揭示大有差别,而这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德约的全球眼界不同于兰克的欧陆眼界。
 
   兰克的国际体系观念,是德约现代国际关系史理解和论说的一个根本框架。什么是兰克的国际体系观念?兰克最先也最鲜明地展示了现代欧洲的统一性,即现代欧洲是个具有各大民族相近的历史传统,以及共同宗教来源、共同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兰克像18和19世纪的许多学者和国务家一样,认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均势制约着国际权势斗争,但他更为强烈地意识到(并且异常鲜明地强调),这提供了欧洲多样化统一发展的一大必要条件。总之,在他那里,欧洲首先是一个国际体系。
 
   兰克强调,均势是现代欧洲国际体系的最基本的运作机制,是其一大秩序由来。他确信,均势的首要功能,在于防止或制止单独一个强国取得欧洲霸权,以致破坏其余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权利,而其首要的构建或维护方式,在于一批就单个而言处于弱势的国家结成足够广泛和有力的联盟,抗衡或击败趋于称霸的国家。兰克均势思想的主要创造性,亦即他的国际体系观念的一大部分创造性,是他将均势认定为欧洲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推动的一个新陈代谢过程,在此过程中,均势反复遭到严重损伤或毁坏,又反复得到修复或重建,欧洲现代国际体系本身在这反复的斗争和震荡中兴起和更生。④ 
 
   然而,兰克所持的眼界是一种狭隘的欧陆眼界。这使得他不能意识到现代国际体系的某些关键性机理,并且颇为严重地限制了他对某些关键性历史事态的理解。例如,他将拿破仑帝国的败亡主要视为中西欧各民族揭竿而起的结果,并且因此赋予德意志“解放战争”过大的意义。“他未能强调一个事实,即为这些起义创造了条件的是英国和俄国——欧洲的侧翼强国——以及通过它们而来的海外领土和欧亚地区的影响。”不仅如此,更广泛地说,“他从未停下来去评估来自边缘的巨大新领土的、正在对西方旧世界展露的种种危险。他的注意力始终停留在业已过去的祸患,那是(欧洲)体系由于其成员中的个别国家的霸权追求而经受过的。他信赖欧洲的天赋才能,因而确信欧洲大陆将来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克服这些威胁。”⑤
 
   在兰克那里,几乎看不到大致始终与欧洲均势体系共存的大洋霸权(或曰海外霸权)体系;兰克也不明白,欧洲均势体系并非内部自动平衡的,它得以保存和更生,还有赖于、并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欧洲边缘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其长远后果是欧洲地位的相对衰落、非欧强国的兴盛和“欧洲体系的消逝”。⑥ 也就是说,兰克没有看到一种贯穿几个世纪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制,它大于他及其以后几代绝大多数欧洲同行的注意力囿于其中的传统欧洲均势(特别是欧陆均势),并且是这一均势得以几番更生的一大终极原因。从16至17世纪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追逐失败,经随后一个半世纪里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法国的两番扩张破产,到20世纪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覆灭,欧洲均势历经打击而犹存,一项必不可少甚或首要的缘由,就在于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平衡。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反复重演的过程中,侧翼强国形成越来越大的权势,传统中心则逐步丧失其优势地位。因此,要真正在总体上感知和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并且因而理解现代国际关系史,就需要有全球眼界。正是在这全球视野方面,兰克不及后代人西利和麦金德,甚至也不及他的同代人托克维尔。 
 
   
超越兰克的德约:一种出自全球视野的地缘政治范式
 
 
   德约的眼界与兰克截然有别。德国在20世纪两番发作,要追求“世界均势”和世界强国地位,结果两番败亡。这一大动荡过程,强烈地促使他形成了一套历史理解,那特别涉及欧洲体系与全球政治的关系、欧洲均势的外来动能、德国国际地位的可能性限度,以及“中等列强”⑦本身的能量局限。德约的现代国际体系根本图景或范式,不是欧洲列强和欧陆均势,而是它们与另一类力量和构造的并存与互动,那就是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的侧翼大国和外部优势(特别是海外优势)。他将这么一种根本图景或范式溯源于19世纪晚期最重要的英帝国史家约翰·西利。⑧“我们德国人惯于将1870年后的二十年当作世界史上带有俾斯麦思想印章的一个时代来谈论。西利却甚至没有提到俾斯麦的名字。他的目光越过德国,甚至越过整个欧洲大陆,似乎它不过是一座中等高度的山脉,而投向俄国和美国——两个隐约耸现的巨型强国。”它们作为一类新的超级规模国家,将像古代马其顿遮蔽雅典,或者16世纪西班牙和法国远盖过佛罗伦萨城邦国家那般,压倒性地遮蔽其他强国。“从这么一种观点出发,难道我们还能在兰克式的意义上谈论国际体系吗?”⑨
 
   德约的眼界和范式,在他的著作中纵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整个现代世界史。我们可以举出很少数范例,其论说既符合他的范式,也出自我们的独立考察。首先是美国革命的事后来看当时蕴含的头等世界历史意义。事后从全球史的眼光看,17和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逐渐壮大及其最终独立,构成世界政治经济中一项意义重大而又深远的权势转移。“海域将欧洲的能量从内陆吸引到它的西海岸,发展了海军力量和殖民力量,加强了海洋国家的这两类权势,最后将它们集中于欧洲西岸外的(英伦海岛)。现在,从该岛本身出发的权势迁移开始了。正如注满喷泉底盘的水溢入下一个底盘那样,权势现在从该岛进一步往西跨过大洋。”⑩正是由于这一根本趋势,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战斗,虽然以同时代欧洲战事的规模衡量,似不足道,但以它们的未来意义衡量,远超过后者。
 
   美国的勃兴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条件,那给它格外高的安全程度、大陆扩张的便利,和几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之利。此外,还有基本的、与历史性地缘原因密切相关的人文原因。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其移民的个人主动性、相对自由、创新精神、经济活力和务实秉性。⑪这类似于荷兰和英国勃兴的基本人文原因,⑫ 然而是在几乎每一方面都更强烈的程度上。同样众所周知、但甚至与荷兰和英国相比也大为独特的,是一开始就参与塑造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那种精神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从登上新英格兰海岸的清教移民起,关于美利坚生活方式、精神和理想卓越超群的理念,连同其说到的普世适用的信仰,足够强烈而经久不衰,简直构成了一种民族宗教。这样的优越感、“例外主义”和使命意识,准备了未来驱使美国谋求区域优势,乃至世界优势的一大精神动力,准备了它未来的世界霸权心理的一个潜在源泉。
 
   新生的美国是个巨大的海洋性国家,当它再过半个多世纪,完成大陆扩张而成为两洋环抱的“洲级大国”后,更是如此。当然,就总的海上力量、特别是海军实力而言,美国要达到与英国大致平起平坐的地步,尚有非常遥远的距离,走完这段距离尚需约150年时间;但是,即使到那时,大洋体系的根本结构特征,也没有从一极优势或霸权转变为均势,即转变为相对稳定地存在于欧洲大陆的那种均势。很大程度上,与欧陆国际格局机理大相径庭的这么一种情况,归因于英美两国间归根结底的“特殊关系”。虽然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到19世纪结束,英美关系几乎一直由战争、敌意、摩擦或竞争支配,但在美国主流精英阶层那里,始终有着或隐或现、或弱或强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情感,即“英国人是血亲,他们一样信奉有秩序的自由、自由贸易以及国际进步和稳定”。⑬这是一种到时候会对世界政治走向有决定性影响的情感,它和利益估算一起,导致后来强盛的美国将其力量投到相对衰弱的英国一边,确立盎格鲁—撒克逊大洋优势而非英美均势,以威廉德国和希特勒德国的覆亡为条件或代价,如同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生的那样。
 
   
宏观地缘政治机理的国家行为和命运效应的现代头等范例:德国的两度覆亡
 
 
   这里提到的德国的两度覆亡,是我们所说的地缘政治宏观机理和更多能动要素的头等范例。先谈论威廉德国或德意志第二帝国。对至少与大英帝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地位的强烈憧憬和追求,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异常突出的普遍思潮,而被谈论得最多的主题,就是突破欧陆狭隘限界,造就足以制衡所有洲级大国的“世界均势”。德国的思想家们确信,英国的世界优势并非不可挑战,英国优势将要让位于互相竞争的世界强国间的均势,而德国的历史任务,必须是将欧洲均势转变为一种包容全世界的均势。⑭ 可以说,世界均势中的世界强国观念,是世纪之交德意志帝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它赋予许多德国人一种道义感,仿佛德国担负反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历史使命,德国代表给所有国家以公正的伟大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事帝国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宗旨,都是要在地位、资源和权势范围三方面,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大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德国的战争目的由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支配。然而,随着德国与海外的联系被英国的海上封锁切断,其大战略构思很快转变:变为在中东欧建立一个资源高度自给自足的庞大的国家集团,它由德国领导,成员包括在经济上与德国联为一体的所有中东欧国家。不过,在最狂热的军事帝国主义势力看来,主要由宰相贝特曼·霍尔维克主导的这一构想,不能满足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需要。他们希望的,是征服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极为辽阔的东部疆域(Ostraum),在其上建立殖民半殖民统治,从而保证德国能够最便利地获得从事世界强权竞争所需的无穷资源。
 
   大致以贝特曼·霍尔维克1917年7月被迫辞职为标志,由第三集团军首脑兴登堡和卢登道夫统率的这股势力,开始支配德国战略和外交,而其帝国目标的最大展示,就是强迫苏俄与之缔结的《布列斯特和约》。⑮ 这个条约预示了希特勒的“新秩序”。⑯或者说,兴登堡和卢登道夫主导的德国战争目的转变,提供了从威廉二世对外政策到希特勒对外政策的过渡形态,而且更接近于后者。 
 
   纳粹当政时期,德国进行了追求世界强国地位与权势的再度尝试,而且是以现代史上最为残暴、最具灾难性的方式。希特勒的国际政治观,或者说是他那套以大陆扩张、武力征服和种族统治为根本的德意志“世界强国”思想。它们当中大部分早见于1926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为狂暴的强权政治论者。在他那里,这种绝对的强权斗争的主要从事者是种族。⑰  “纳粹运动必须奋力消除在我们的人口与地盘之间的不相称状况,后者既是强权政治的基础,也是食物的来源”⑱ ——这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告的纳粹根本纲领。对他来说,实现这个纲领乃纳粹的“文明使命”:欧洲正处在决定其文明兴亡的关键时刻,除非它由纳粹得到拯救,否则“犹太—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就会取代迅速衰朽的自由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在希特勒构想的实现德意志种族世界强国的大战略蓝图中,⑲ 征服法国是第一项前提,法国的毁灭将使德国能够向东大举扩张。⑳ 德国的东扩,即夺取东欧和征服苏联(特别是其欧洲部分)、使之成为德国的一部分或殖民地半殖民地,构成希特勒的主要目标。东扩的第一大步,是以民族自决为由,将德国以外的德意志人归并到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当中,这意味着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包括但泽在内的波兰西部。然而,只有继之以征服东欧其余地区和苏联,才能满足德意志种族的生存空间需要,并提供其世界强国基础,也才能铲除“犹太杆菌”的主要滋生场所。㉑按照希特勒的设想,在如此地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大陆帝国之后,德国将在非洲攫取大片殖民地,建设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从而成为与美国、大英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并驾齐驱的真正的世界强国。他预料,他死后的一代德国人将进行最大的两强,即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决定性较量(“洲际大战”[War of Continents]),以争夺世界统治权;他要做的,是为此做好必须的地缘政治经济准备。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强国一直是希特勒念念不忘的主要战争目的,至少在美国参战以前,他眼前的真正大对手,始终是两代德国人耿耿于怀的世界强国英国。㉓ 他所以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迫使英国放弃“幻想”,承认他的欧洲大陆霸权。总的来说,希特勒对英国的力量颇有认识甚至相当敬畏。对内维尔·张伯伦和西方民主制的鄙视,并未使他漠视他所说的不列颠民族高傲、坚强和勇敢的性格,也未使他全然看轻英国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强有力的海空武力,以及作为一个两个多世纪来的世界强国拥有的金融、外交、联盟组织甚至“遍及全世界的心理力量”等方面的优势。㉔ 他追求的,是在他有生之年德意志大陆帝国与不列颠海外帝国平起平坐,他从法国沦陷到美国参战期间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迫使英国接受德国的世界强国地位,而他最不能理解的关键事实之一,是英国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一点。
 
   在希特勒的大战略盘算中,美国占着一个矛盾的位置。这个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巨型工业大国,一方面被他当作德国之外唯一可能的未来世界统治者,当作他的后继者将与之进行生死搏斗的强劲敌手,然而另一方面,又因其孤立主义传统和低得出奇的军备程度,而遭到他的藐视,全然不懂他的欧洲征服和纳粹意识形态使美国政府感到何等严重的威胁,也不懂美国的战争动员可以何等迅速并且有何等巨大的规模。然而,希特勒知道他没有能力打垮美国,而且知道时间越往后推移,德美力量对比就很可能越对德国不利。他设想中的后代德国与美国的决斗,以德英联盟为前提,因为只有德英联盟才可能弥补德国——即使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德国——仍存在的力量欠缺。㉕
 
   与威廉二世德国的命运相似,希特勒德国的灭亡是注定了的。希特勒败于他多少有所认识的美国的巨大潜力和实力,也败于他曾长时间极端轻视的苏联的巨大规模、宏伟力量和非凡意志。他还败于他很不理解其抗德毅力和决心的岛国英国,其政府如首相丘吉尔所说,在孤军奋战的整整一年里,甚至根本未考虑是否接受德国征服现状这一问题,而且准备在德军渡海入侵的最坏情况下,尽一切杀戮手段殊死搏斗。㉖ 纳粹帝国的毁灭,与先前威廉德国的败亡一起,再清楚不过地昭告德国人:德意志的民族抱负,至多只能是欧洲强国,而非世界强国。同时,它们也极有力地应验了对其同胞有深刻理解的两位贤哲——席勒和歌德在18世纪末年的告诫:德意志人在取得并学会运用为了控制民族权势所需要的道义和公民自由以前,不应当向往这种权势。 ㉗
 
   
   注释:
 
   ① “论列强”,载于利奥波德·冯·兰克:《历史的理论与实践》,格奥尔格·伊格尔和康拉德·冯·毛奇合编 (“The Great Powers,” in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印第安纳波利斯1973年版,第65-101页。② 路德维希·德约:《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纽约1962年版。
 
   ③ 英国大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经典名著《当代史导言》中说:“在英语世界,对作为一个当代政治问题的两极状态已有大量讨论,但在历史方面去阐明其根源的努力尚做得极少。首次宏观地去处理这一问题的努力是路德维希·德约的《均势抑或霸权》,其中的论辩我在《变迁中世界的历史》(牛津1955年版)一书内为英语读者作了简要的概述。”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米德塞克斯郡哈蒙兹沃思1967年版,第94页。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当写到18世纪初北方战争的国际格局后果和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体系构造时,使用了德约首创的“侧翼大国”这一关键性概念,连同此类国家对欧陆强国的大制衡作用。见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纽约1987年版,第107和318页。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提出的著名的“世界政治大循环”学说,无疑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如后所述德约关于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海权历史哲学”。见其《世界政治中的大循环》(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西雅图1987年版;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逊:《1494年以来全球政治中的海权》(with William R. Thompson, 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since 1494), 西雅图1987年版。
 
   ④ 见兰克:《论列强》。
 
   ⑤ 德约:《不牢靠的平衡》,第8-9页。
 
   ⑥ “欧洲体系的消逝”一语取自德约的一篇论文标题:“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System”, 载于德约:《德国与20世纪世界政治》(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纽约1959年版。
 
   ⑦ “中等列强”(“middle powers”):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主要就现代国家的规模和潜力等级而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早就寓于德约就侧翼大国与欧陆传统列强的差别的频繁强调之中。
 
   ⑧ 关于作为历史学家的西利及其主要著作《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和《不列颠政策的成长》(Growth of British Policy), 见G·P·古奇:《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G.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波士顿1959年版,第344-349页。
 
   ⑨ 德约:《不牢靠的平衡》,第13-15页。
 
   ⑩ 同上,第118页。
 
   ⑪ 参见一部思想才华和写作才华皆出类拔萃的名著: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上海译文出版者1989年版。
 
   ⑫ “一个海洋性社会的种种爱自由的力量”。德约:《不牢靠的平衡》,第119页。
 
   ⑬ 迈克尔·亨特(韩德):《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纽黑文1987年版,第133页。
 
   ⑭ 路德维希·德约:“兰克与德国帝国主义”,载于其《德国与20世纪世界政治》(Ludwig Dehio, “Ranke and German Imperialism,” in idem,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纽约1959年版。⑮ 同上,第4章。⑯ 寇本:《民族国家与民族自决》,第51页。⑰ 同样,希特勒意欲创造的“新秩序”说到底是以种族而非国家为基本单位。在其中,“种族超越(国家)疆界”(希特勒语),见戴维·阿姆斯特朗:《革命和世界秩序: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牛津1993年版,第163页。 ⑱ 同上,第36-37页。⑲ 这蓝图很大部分可见于《我的奋斗》,其余可见于1928年写成、但迟至1961年才公诸于世的《希特勒的第二本书》(英译本为Hitler’s Secret Book, 纽约1961年版)。⑳ 图阿塞尔等人编:《地缘政治读本》,第39页;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23页。㉑ 希特勒语,见希尔格鲁贝尔:《德国与两次世界大战》,第51页。㉒ 同上,第50页。㉓ 直至莫斯科战役失败为止,希特勒极为轻视苏联的战争能力。同上,第80-81, 90, 92-94页。㉔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651页。㉕ 通商,第853, 1114页;希尔格鲁贝尔:《德国与两次世界大战》,第94-95页。㉖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卷《英国人的最伟大时刻》(Winston S.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 V.3: Their Finest Hour), 波士顿1949年版,第177, 279页。㉗ 克雷格:《德国人》,第289页。
 
   (本文系时殷弘教授在“战略圆桌”第四期活动上的发言。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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