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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岗:《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书评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7-02-25 点击:


2017年2月24日 11:36 新浪博客

欧风美雨,宗教枯荣。(发表于《读书》2016年7月号第159-168页,略有删节)


欧洲和美国都是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个判断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宗教现象上,欧美的反差令人惊奇:在现代化了的欧洲,宗教日趋衰落;在现代化了的美国,宗教却很兴旺。从法国的托克维尔到德国的韦伯,访美的欧洲学者对于美国人参加教会的热衷景象常常感到诧异,进而引发深思,直至建构理论;同样,访欧的美国人则对欧洲高大华美教堂中礼拜人数的稀少而偶有感慨叹息。

这样的反差几经描述,在欧美境内,逐渐成为老生常谈,甚至被当成陈词滥调(cliché)。问题是,这样的反差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其中是否有漫画式的夸张放大?如果差异确实显著,那么应该怎么解释?欧美的宗教发展会日益不同呢,还是日趋接近?如果是趋同,那么是美国将步欧洲的后尘而走向世俗化,还是欧洲将靠拢美国而出现宗教复兴?对于后面两个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找到当下所存在的现实差异的真实原因,以及考究这些原因在未来时日将会如何发挥作用。

对于西方之外的人们来说,欧美宗教的现实状况、未来走向及其理论解释,会影响到他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进而影响他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

对于大西洋两岸的精英来说,欧美之间的这个反差已经成为令人关切的现实问题,因为欧美彼此的不理解和误解已然存在。这种差异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欧美各自的内政外交,甚至可能会使欧美在很多重大国际事务的认知和立场上分道扬镳。

对于学者来说,欧美这个反差是个非常棘手的学术难题,因为以往熟知的理论显然已经失效,而新近建构的理论却又令人难以心悦诚服。

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难题,《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一书的三位作者努力寻求对于现实状况及其原因的梳理。其中,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格瑞斯·戴维(Grace Davie)不仅持续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是这场旷日持久的理论辩驳过程中具有典型理论的代表人物。第三位作者埃菲·霍卡斯(Effie Fokas)是研究欧盟宗教的专家,特别是其中的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因此,这本小书虽然篇幅不大,其意义却不同凡响。我在美国大学研究生课堂上,已经多次将这本小书作为教材之一。其中的大视野和细致分疏,需要置于过去几十年来宗教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的大背景之中,才能较好地把握理解。因此,我不能不先花点笔墨,交代这个背景的一些主要环节。



一、世俗化理论:从辉煌到破产



皮特·伯格是个影响广泛的宗教社会学家。他在1929年出生于维也纳,17岁随父母移民美国,于1954年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Research)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多所大学游走,直到1981年才在波士顿大学稳定下来,并且在1985年创建“经济文化研究所”,后改称“文化、宗教和世界事物研究所”,成为研究宗教社会科学的重镇之一。伯格的个人经历对于他的理论思考不无关系。

伯格在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研究方面建树颇多,而他在宗教社会学方面的殊胜贡献,使他在37岁时(1966年)便当选为科学研究宗教学会(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Religion)的会长。他随后出版《神圣的帷幕》(1967年)和《天使的传言》(1969年),这是宗教世俗化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影响了几代学人,其中的理论总结被纳入很多导论性的教科书,从而形成更加广泛的影响。

伯格这两本集大成之作的中文版则晚了三十年左右,直到1991年和2003年才分别在中国大陆出版。然而,到了那时,伯格自己却已经放弃了世俗化理论。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他更是公开地、反复地、到处地大讲特讲:世俗化理论错了,世界并未走向世俗化。与此同时,他也说,韦伯所说的基督新教伦理并未消失,而是正在南美洲迅速发展的灵恩派基督徒中生机勃勃地体现出来。

世俗化理论曾经一统天下,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和领域都灿烂辉煌,颇有颠扑不破的真理的架势。然而,世俗化理论的集大成者伯格却自觉而又坚定地放弃了它,这是为什么呢?从辉煌到破产,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

其实,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家思想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从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到现代社会,宗教必然会走向衰落。其中有些激进者,更断言宗教必将彻底消亡。总汇各种思想家的论述,伯格提出,现代化导致宗教的衰落,是与现代化中的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发展过程密不可分的,社会生活的结构性改变和思想意识的理性化发展,都会侵蚀对于宗教的信奉。当人们进入现代化社会时,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多元宗教会聚一起的现实。此前,人们在一套封闭的社会系统中,接受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区,这些社会结构不断强化对于那种宗教信仰的认知,确信自己的宗教独占真理,其他的宗教和教派都是错误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住进同一个社区,了解到其他宗教和教派的信奉者同样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才拥有绝对真理,这个多元现实,使现代人了解到其他宗教或许也有几分真理,进一步认为自己的宗教不过是众多的可能为真(plausible)的宗教之一。这样,新的社会结构导致人们对于固有的宗教信仰相对化,进而产生怀疑,直至放弃信仰,导致宗教在整个社会中走向衰落。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宗教信仰的人数就会越少。这种用现代化的具体社会过程阐释的世俗化理论,简单明了,逻辑自恰,也符合很多知识人的个人经历,因此被广泛接受下来。

然而,一向务实的美国人在引进社会学之后不久,便放下了源自欧洲的宏大叙事和理论思辨,提出中层理论进路(middle range theory approach),着手实证研究,从田野观察和个人访谈入手,进而开拓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在宗教问题上,盖洛普民意调查自从1940年代开始就在问卷中问一个问题:在过去七天,你是否上教堂了?经过日积月累,研究者发现,美国人上教堂的人数比例虽然历年来有所起伏,但是并没有直线下降。从1960年代开始,更出现了新兴宗教。到了1970年代,各种新兴宗教运动此起彼伏。而沉寂一时的基督教福音派重返美国政治舞台,首次在1976年选举出“重生的基督徒”、民主党的吉米·卡特为总统,四年之后,共和党的理查德·里根当选总统,他同样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并且获得福音派和基要派基督徒的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的社会学学者们实际观察那些正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城郊化发展的社区,却越来越多地发现,现实与世俗化理论的预测格格不入。比如,按照世俗化理论,城市化会带来宗教的衰落,而事实上,市民比农民更多参加宗教活动。再比如,按照世俗化理论,受教育越多,信奉宗教越少,而事实上,享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最为热衷宗教活动,他们既是传统教会的生力军,也是各种新兴宗教的追求和体验者。

这其间,社会学家斯蒂芬·沃纳(R. Stephen Warner),曾经主攻社会学理论,后来转攻宗教社会学,在加州的一个城郊社区中潜心做田野调查,结果发现,自由派基督教和福音派基督教正在经历此消彼长。这一点也得到很多其他学者类似发现的反复印证。在广泛阅读和反复思考之后,他在1993年发表惊天长文,详细梳理和总结对于美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并宣告说: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形成之中,这个新的范式,与世俗化范式截然相反,在理论上要努力说明的是,宗教为什么在美国这个现代社会中充满活力。他认为,世俗化理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范式,认定宗教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必然带来宗教的衰落。但是,世俗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是欧洲的特殊历史所造成的。美国的历史有所不同,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原则,从一开始宗教多元共存就是个既定事实,多元的宗教一直以来彼此和平相处,自由竞争。不仅如此,宗教成为移民融入美国的社会机制,成为少数民族和其他次文化群体争取社会地位和平等权利的力量来源。

众多学者日积月累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终于使得伯格在1999年编辑出版了一本小书《世界的去世俗化》,公开、坦诚、直率地宣告,世俗化理论错了,需要放弃。哲学家们对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许会情有独钟,至死抱定不放,但是,作为社会学家,最重要的是尊重事实,当理论与现实不符时,说明理论出了问题,那种理论即使逻辑上自恰,即使看上去漂亮,作为严肃的社会科学家,就当放弃那种理论,并实事求是地进行新的理论思考。

至此,宗教世俗化理论宣告破产。尽管至今有人对于世俗化理论恋恋不舍,个别学者穷尽思辨重构新世俗化理论,但是,大多数学者已经转向了新范式。



二、宗教社会科学新范式的确立,宗教经济理论的挑战



在沃纳对于美国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的预告前后,以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为首的一支宗教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异军突起,他们采纳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吸收经济学的理论术语,接连发表惊人力作,攻克一个个理论难题,如同庖丁解牛,横扫美欧,贯通古今。斯达克在2000年与罗杰尔·芬克(Roger Finke)合作出版《信仰的法则》一书,用演绎逻辑的方式提炼出99个命题,彼此相连,环环相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微观个人层面,从人的理性选择出发,推导出人们的宗教信仰、神灵演变、宗教经验、改教改宗的行为模式;在中观组织层面,从宗教群体与社会文化的张力出发,推导出信众的委身程度、神职人员的专业化趋势;在宏观社会层面,以宗教需求的常态分布和区位出发,推导出自由竞争中的多元化、新兴教派的产生、从小宗派到大教会的演进、以及不同宗教组织的此消彼长模式。

用简练的99条命题来阐释复杂的宗教现象,这对于注重科学性的人来说,是理论建构的高级形式,但是,对于倾心人文的人来说,却显得过于生硬简化。而且,把人们的宗教选择归结为理性地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决定,这让委身于或钟情于宗教的人感觉不够超越、有失圣洁,而反感宗教的人则认定宗教行为是反理性的,因此觉得这种理论美化了宗教信徒的行为。因此,斯达克等人的理论常被贬斥性地称作“理性选择理论”。不过,他们自己不接受“理性选择理论”的标签,反讽对手们是非理性选择。其实,对于理性人的假定是经济学的出发点,如果没有这个假定,经济学的一切理论模型和预测都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在社会学之中,很多人对于理性选择理论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在沃纳总结美国宗教社会学的同时,格瑞斯·戴维在1994年出版《宗教在1945年以来的不列颠》一书,在2000年又出版《宗教在现代欧洲》一书,用实证数据说明,在英伦和欧陆,宗教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么衰落,大部分欧洲人依然持有基督宗教的信仰,只不过他们上教堂参加礼拜的次数和比例明显低于美国。她把欧洲的宗教特征归纳为“信仰但不归属”(believingwithout belonging)。

斯达克等人不满足于仅仅用他们的这套理论解释美国社会中的宗教现象。他们以戴维等欧洲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为根据,对于欧洲的宗教现象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做出解释,认为很多现象的根源是国家教会及其残存结构造成的,一旦取消管制,允许自由竞争,宗教参与比例将会回升。他们笔锋犀利,不留情面,这让一些学者大呼痛快,但是,对于矜持委婉的欧洲人来说,却难以接受。正是在与欧美学者的互动中,戴维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出,世俗化并不是现代化本身的必然结果。同时指出,以前人们认为,美国的宗教兴盛是世俗化这个普遍原则的例外,其实,欧洲在现代化过程中宗教有所衰落,这才应该看作是个例外。

戴维的研究虽然得到斯达克等人的赞赏和采用,但是,作为英国学者,她跟很多欧洲学者一样,不情愿接受斯达克等人的新理论的普适性,更多强调欧洲的独特性。比如,她曾经说,用理性选择和市场理论解释欧洲的宗教现象,就如同拿了一张落矶山脉的地图去游走阿尔比斯山脉。这个比喻赢得很多欧美学者的称许,只不过在我看来,斯达克等人的理论并不是一张地图,而是一套测绘技术和工具。这套技术和工具的打造有些美国特征,因为是在测试美国宗教状况之中锻造的。在应用于其他社会时,这套技术和工具可以予以调整改进,但是大可不必弃之不用。



三、欧美差异:主题与变奏



在上述这个理论范式辩驳过程的大背景中,《宗教美国,世俗欧洲?》出版了。这本书一方面给欧美差异的这个老生常谈打上了一个问号,表明愿意对于欧美共性进行一番考察。在由伯格执笔定调的主题一章,一方面基本确认,欧美之间在宗教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又指出,欧美差异其实并没有原来以为的那么大。比如,在英国近来的一次人口普查中,首次包括了一个宗教问题,结果发现,百分之七十的英国人选择了基督徒身份。大多数北欧人也同样肯定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尽管在星期日上教堂礼拜的人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最为世俗化的是法国,宣称不相信上帝的人比例最高,宗教在公共事务中没有任何地位。与其比邻的意大利人的宗教性则要高很多,教会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很大。在爱尔兰和波兰绝大多数人是活跃的天主教徒。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只有捷克和东德人的宗教性偏低。不过,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出生和成长在东德,却来自牧师家庭,她的宗教信仰是坚定而又公开的。总之,欧美之间虽然存在宗教差异,但是人们的印象往往是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其差异。其实,欧洲内部的差异也很大。

不仅如此,在欧洲,虽然上教堂礼拜的人数偏少,但是,在每个乡镇或社区,最显眼的地标性建筑往往是大教堂,人们常常以此确定方向。国家符号里仍有很多宗教图案,传统节日中仍有很多宗教符号。宗教如同公共设施,人们的生死嫁娶等人生重大事件,还是会在教会里进行。平时,人们通过教会税等方式支持神职人员的存在和热心信徒对于教会的维护,乐得由他们代行宗教之事。因此,在欧洲,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宗教性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依然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宗教性其实也没有原来以为的那么高,在问卷调查中,很多人可能夸大了上教堂礼拜的次数。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教会,放弃组织性的宗教,尽管很少有人成为无神论者。

在理论上,伯格其实是个普适论者。他显然不满足于美国例外论或者欧洲例外论的解释。在伯格看来,如果硬要找出个例外的话,真正例外的是知识人群体(intelligentsia)。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有一个知识人群体,他们对于宗教最为淡漠,是最世俗的一群人,而社会大众的宗教性则总是高出很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世界各国,知识人所受教育的内容基本相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相同的知识观念和思维模式。只不过,对于这种知识观念和思维模式的传承方式,在各国有所不同。同时,欧美各国的历史演变进程和社会制度调整步骤,也有所不同。这几方面的不同,需要进行一番考究,才会对于欧美的异同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因此引发出下面四个变奏乐章(书中的四章)。

变奏之一:欧美政教关系的差异。欧洲的民族国家脱胎于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宗教改革过程之中,纷纷选择了不同的宗教教派作为国家教会。德意志和北欧很多国家和地区选择了路德宗(也叫信义会),荷兰、苏格兰和瑞士的一些地方选择了加尔文宗(也叫改革宗),英格兰教会摆脱罗马天主教而形成安里甘宗(也叫圣公会),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波兰则维持了天主教的主导地位,希腊等国则维持了东正教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欧洲国家共同的是都曾经历了国家教会的历史,只不过选择的不同的教会作为国家教会。

美国则在立国之初便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更准确地说,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和分立原则。这有两个方面: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国会不得确立任何一个宗教或教派为国教;国会立法也不得禁止任何宗教或教派的宗教实践。之所以确立这样的政教分离原则,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一方面是因为,当初移民美洲新大陆的清教徒,他们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追求宗教自由而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在13个殖民地联合为美利坚合众国时,没有任何一个教派占居人口多数,为了维护联邦的存在,只好尊重多元的现实,并且通过宪法防止任何人利用国家推行其中一个教派而打压其他教派。当然,偶然之后也有必然性,即美国国家缔造者们熟悉欧洲宗教战争和纷争的历史,也精通近代以来各种政治理论和公共神学,吸取经验和教训而建构了新的国家与教会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民族国家逐渐增加宗教宽容程度,大不列颠王国虽然以圣公会为国教,但苏格兰教会则一直是改革宗的,而且也允许其他宗教教派的自由存在。德国的不同地区形成路德宗和天主教并存的局面,荷兰和比利时则形成四五个宗派并存而立的现实。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维持天主教垄断的同时,也早已开始宽容某些其他宗教和教派的存在。时至21世纪,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通过立法正式取消了国教教会,努力实行政府与教会分离原则。

这其中,法国最具特点,或者说是代表了一种极端。在法国,天主教会曾经非常强势,从中古到近代一直严厉打压宗教改革的骚动。在宗教改革没有出路的地方,知识人群体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他们高举理性大旗,驳斥宗教的教义,揭露教会的黑暗,嘲笑教士的虚伪。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历经一百多年的帝制与共和的反复轮替,直到1905年的共和国才确定了政教分离的世俗性原则(laïcité)。法国的世俗性原则与美国的分立性原则非常不同,是把教会至于国家控制之下,把教会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公立教育系统不得进行宗教教育,政府成立专门的部门进行反邪教。总之,法国的宗教自由制度是保障人们脱离宗教和宗教影响的自由(freedomfrom religion)。与此相对,美国的宗教自由制度则是保护人们的宗教信仰、实践和组织免受国家干扰的自由(freedomfor religion)。

变奏之二:启蒙运动的差异。现代各个社会中的知识人都共同地接受启蒙思想,强调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平等、进步等核心现代观念,并且通过现代大众教育和大众传媒传递传播这些观念。不过,欧美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在对待宗教上其实有很大不同。从伏尔泰到百科全书派,法国的启蒙运动推崇世俗主义的理性,激烈抨击宗教(即天主教)。对于德国人来说,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家们的理性并不否定宗教信仰,而是通过理性寻求对于宗教信仰的理解。对于英国人来说,启蒙的理性则专注于道德情操的培养,他们认为这与宗教并不是冲突的,而圣公会、改革宗、卫斯理宗,也都是看重知识和理性的。在意大利,典型的知识人认为理性理解之上还有信仰之奥秘。对于美国人来说,启蒙理性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公权存在的目的是保护私权。欧洲的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社会契约和权力制衡在美国最先付诸实践,卢梭提出的公民宗教最先在美国成为现实,只不过不是替代各种宗教教派,而是在多元宗教并存的同时而又具有的公共宗教精神。显然,不仅美国人对于启蒙的理解不同于欧洲人,欧洲内部各国对于启蒙的理解也很不同,法国那种强调世俗性的、反宗教的启蒙其实是处于一个极端。正是这种极端的启蒙对于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土耳其就曾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在政教关系上采纳法式世俗性原则。

变奏之三:法律、教育、福利制度上的差异。在我看来,政教关系和启蒙理性的差异是核心差异,而在这几个方面的制度差异,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美国的公立教育越来越多地趋向法国式的世俗性设置,即把宗教教育排除在外,培养的一代又一代知识人越来越拥抱世俗性。只不过,美国的教育由地方政府控制,公民通过地方选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世俗化的措施实施。第二,美国知识人在法律界、教育界和政治界,都在趋向采纳法国知识人的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进世俗化发展,阻止宗教参与公共事务。因此,究竟是美国终将趋向欧洲,还是欧洲终将趋向美国,并无确定趋势可言。

变奏之四:民族、性别、阶级等社会关系方面的差异。在欧洲,知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而美国人更看重的是实干家。有人说,法国是知识人的天堂,美国则是知识人的地狱。法国知识人的优越地位使得知识人可以世俗而又优雅。在重商的美国,商人的宗教倾向总是难以抑制的,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充满风险的。

在欧洲,很多是相对同质的民族国家,美国则是个多民族的大熔炉。实证研究表明,移民一般具有更高的宗教性,因为移居到陌生之地,具有共同信仰的教会成为适应新生活的有利机制,这是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更具宗教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在20世纪后期开始,欧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往外移民转变为接受移民,特别是其中接受了很多来自土耳其、北非和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移民。这些穆斯林的高度宗教性,正在刺激欧洲人反思自身的宗教遗产和现实。因此,一方面,美国人的宗教性在近年来有一定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欧洲人的宗教性似乎存在回升的可能。



           结语



与美国相比,欧洲更加世俗化,这是因为欧洲的现代性呢,还是因为欧洲的独特性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取决于一个立场,是把宗教看作现代社会的问题呢,抑或是现代社会问题的解案(solution)呢?大体来说,欧洲人倾向于把宗教看作是个问题,而美国人倾向于把宗教看作是现代社会问题的解案。

无论如何,世俗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对于此书的作者来说,这是个清楚无误的结论。其实,世俗化可以被看作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由法国人在启蒙运动中开始推动,逐渐扩展到全球各地。然而,法国世俗主义主导的“政主教从”模式,似乎不断衍生出新的对抗和冲突。与此相反,美国自从立国开始,便给人们追求宗教的自由,国家不禁止或干扰任何宗教,即使看似非常怪异和怪诞的宗教,也不禁止。结果呢?虽然总有一些宗教问题,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宗教成为社会问题的解案。

欧风,是现代之风,迎面吹来的是科学、民主、平等、理性。美雨,是现代之雨,飘然而至的是独立、自由、创新、理性。虽然都是理性启蒙,但却是不同的启蒙理性。欧风美雨,既可能是和风细雨,也可能是狂风暴雨。风风雨雨,不断滋润或冲刷着现代世界,培育和生发出现代性。

究竟如何理解现代性?现代性都有哪些不同模式?此书之后,彼得·伯格又进一步推出了新著,《现代性的多种祭坛:多元时代宗教的一种新范式》,把人们的相关思考引向更广更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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