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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霖:《自由中国》的悲歌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3-01-15 点击:
 
“自由中国”是有着浓重意识形态和冷战色彩的字眼,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此自诩,也一度被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首肯。与之相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被称为“共产中国”或“红色中国”,这些称谓褒贬意味明显。

  但《自由中国》也是一本杂志,跟上述意涵有关,又脱离了这个框框。杂志的萌芽在大陆,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败,落脚台湾前还曾辗转多地。在半壁江山的危局中,一部分国民党人和上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总结教训,认为败于中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宣传思想斗争的失败,要继续反共,就得建设所谓宣传“民主自由”的言论机关,于是倡议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当时,美国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要放弃蒋政权。这份宣扬“民主自由”的反共刊物《自由中国》对国民党当局的形象改善有某种正面功能,因此得到了一定支持。筹备期间,雷震曾赴浙江奉化拜访下野中的蒋介石,获得蒋的首肯,答应设法资助。按原计划,杂志将在上海出刊,从而“影响共产党统治下的人心”,不料“国府”败得太快。《自由中国》是在台北创刊的,时间是1949年11月20日,先由胡适担任杂志发行人,后来改由雷震担任,雷震也是杂志的主要负责人。

  接下来朝鲜战争爆发,蒋政权重获美国支持,台湾政局趋于稳定,《自由中国》作为“民主橱窗”的功能消失。势移时易,这份本以反共起家,宣扬“民主自由”的刊物,逐渐将论政方向从原来对中共、苏俄的批判,转移到对台湾内部问题的反省检讨上。

  其实,雷震是资深的国民党高层人士,于1917年由戴季陶、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民党内高级干部“三剑客”之一。抗战后,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退台初期,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改造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雷震当然是坚决反共的,在共产主义风靡的时代,“民主自由”是反共的唯一旗帜,但如果真坚持民主自由的信念,就一定会超出反共这个框架了。

  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当局金融管制引起的一起情治人员贪污案件加以抨击,首次引来党政军三方面的压力。1955年1月刊登名为《抢救教育危机》的读者来信,指责“青年救国团”破坏学校正常体制,这期杂志还刊出一篇讨论国民党党纪的读者来信,终于使得出身国民党核心的雷震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自此,《自由中国》的言论层次节节升高。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大寿,蒋向外界表示“婉辞祝寿、提示问题、虚怀纳言”之意,这当然是个姿态,《自由中国》却拿棒槌当针,推出“祝寿专号”,请胡适、徐复观、陶百川、雷震等多名知识分子对寿星蒋“总统”及国民党提出检讨和建言。这些书呆子纷纷犯忌,胡适要蒋介石试试“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希望他别太专断,徐复观干脆对蒋的性格来个人格心理的学术性分析,雷震更过头,强调军队要超出党派关系之外。杂志销路大火,但马上变成引火烧身的火。国民党和军方分别反击,攻击《自由中国》是“为共匪统战铺路”。“国防部”还印行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在军中分发,所指的“毒素思想”包括: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建立自由教育、批评“总统”个人。

  《自由中国》对时政的批评愈来愈激烈,一系列以“今日问题”为总冠名的系列社论直指现实政治。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执笔多篇社论,成为《自由中国》的灵魂人物。殷海光等人在社论中批判“政党即政府”,非议“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讨论“政党承认的问题”,一次次捋着虎须,终于达到一个临界点,是讨论“修宪问题”。

  “修宪问题”的实质,是改变原来“宪法”中对“总统”任期和连任次数的限制,好让蒋介石继续当“总统”。台湾此时是真正的“蒋家王朝”,国民党内外各方早已心照不宣,大局已定。《自由中国》却完全不懂事,大唱反调,反对蒋介石破坏“宪政”常轨而连任,从“历史毁誉、宪政精神、团结反共的前途”,多方阐述反对意见,完全不理会“群臣劝进”的中国官场文化,在“国民大会”即将开会确定“修宪”的前夕,仍忠言逆耳地刊出《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的社论。这种努力当然注定徒劳。1960年3月21日,蒋介石在为他新订的第3条临时条款护送下,突破“宪法”限制连任的规定,顺利当上第三任“总统”。《自由中国》旗下这些孤臣孽子的悲剧,也就注定要发生了。

  然而,雷震等人面对明显的悬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大踏步走得更远。1960年6月,一个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党”开始在台湾酝酿。这个筹组中的政党主要有两股力量,一股是《自由中国》旗下的知识分子,多是由大陆赴台,另一股是地方选举中崛起的台湾本地政治人物和社会精英。

  1957年4月下旬──《自由中国》推出“祝寿专号”约半年后,台湾举行第三届省议员选举,具有社会声望的台湾本土人士李万居、郭国基、吴三连等人当选了省议员。这批从地方选举中产生的台湾籍政治人士,终于和《自由中国》的雷震等知识分子结合。他们通过“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形式,逐渐酝酿组织新的反对党。这次选举前夕,《自由中国》杂志继续发声,将“今日问题”系列社论的重点放在反对党问题上,指出“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1960年7、8月间,组党运动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党名决定叫作“中国民主党”,参与人士约为400人。9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由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去挡不住!》,声称组党是任何洪流所无法阻挡的。9月4日,早已布下罗网的当局终于动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之名,逮捕了雷震、杂志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会计刘英子四人。雷震被冠上“为匪宣传”和“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前一个罪名说他散布“反攻无望论”,后一个罪名更离奇,杂志社的会计刘英子被指为“匪谍”,雷震被指控没有检举他。两罪并罚,雷震被判刑10年。

  由于雷震案的发生,不仅《自由中国》杂志被查封,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雷震坐满10年大牢,出狱时,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回忆录被军人监狱没收焚毁。但出狱后的雷震仍不死心,于1972年元旦向蒋介石献上一份万言书,提出十项政治改革方案,其中首项建议是“从速宣布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以求自保自全”,这当然不可能被蒋介石所接受。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于台北。在今天,雷震当然被视为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台独”主张者声称他后来变成“台独”支持者,连关他大牢的国民党也强调他的出身,说他其实是“国民党的民主资产”。历史总会被各取所需,正像“自由中国”这四个字。

 

来源: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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