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民 权 利 缺 位 的 悲 剧

──对 苏 联 剧 变 的 再 思 考

刘 凌

小引 眼睛向上还是眼睛向下

自从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后, 海内外人士纷纷著书立说, 探究剧变的始末根由,数量之多可谓车载斗量。尽管对此类敏感问题保持“价值中立”难乎其难, 但东西方学人的意识形态偏见仍然使我深感失望。难道真如有人所说,“真实性”具有阶级性, 根本就没有客观历史真实可言吗? 尊重基本史实, 保持逻辑统一性, 总还是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的吧?

依此而论, 就不能不钦佩美国人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合著之《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1〕一书的客观公正。他们对“谁搞垮了苏联?”这一问题, 作出了接近真实的回答, 以确凿的史料证明, 苏联的崩溃, 主要在于党-国精英转而支持资本主义所至。然而即使如此, 也仍然不无遗憾。因为同许多其他同类著作一样, 它也是“眼睛向上”, 基本是从当政者角度立论, 而不是“眼睛向下”, 注目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人员, 探讨称为“人民国家”的苏联的崩溃, 却不关注苏联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岂非咄咄怪事?

有鉴于此, 拙文尝试换个思路和角度, 看看苏联人民在历史剧变中的实际表现和作用, 进而作出评析, 并引出相应的结论和鉴诫。

一、苏联剧变中的苏联人民

一般都认为, 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动荡, 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开始。那么, 我们就不妨根据有限的史料, 对这前后苏联人民的的动向, 作个概略的归纳描述。看看苏联人民究竟反对什么, 要求什么, 如何选择未来。

据《来自上层的革命》介绍, 在1991年6月, 一个美国的苏联研究专家, 对苏共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 大量经验事实证明, 当时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 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 只有9.6%的人被划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 12.3%的人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 与此相反, 人民大众总体上却拥护社会主义, 只有一小部分赞同资本主义〔2〕。而另据苏联社科院一次民意调查, 人民却对苏共领导集团丧失信任, 认为苏共代表工人利益的占4% ,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 , 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 , 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员和机关干部的却占85% 〔3〕。不过即便如此, 苏联人民却并无任何群体抗争表示。

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化”改革所导至的政治宽松氛围中, 在苏联迅速出现了不受国家控制的群众团体及其活动──所谓“市民社会”。而知识分子, 尤其是经济学界的知识分子, 又是其核心。而由自由派知识分领导的“民主俄罗斯”, 则是核心的核心。他们是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积极鼓吹者。

广大市民阶层也追随知识分子, 支持市场化改革。“民主俄罗斯”在1990年2月，发动约10万市民集结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会场外, 要求党放弃它在宪法中规定的对全社会的统治权。在3月份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 终于以压倒多数票废除了苏共的统治权。

而在1991年春天, 在俄罗斯进行的几次大规模民意调查, 其结果却耐人寻味。一方面, 有60%的人对苏共统治不满意; 另一方面, 又有81%的人认为, 国家应该保障民众的生活福利; 他们不支持资本主义, 追求富裕、民主和公平的社会主义〔4〕。

在1991年3月召开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大会前夕, “民主俄罗斯”又组织了有10万莫斯科市民参加的游行, 要求民主自由。而在3月17日, 举行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 却有76.4%的票数赞成保留。但新当权的“民主派”却并未尊重上述民意。

1991年6月举行全民投票, 选举首任俄罗斯共和国总统, 叶利钦以57%的票数当选。他获得包括党政精英、知识分子、工人、市民、退休人员等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

1991年8月政变, 虽然一开始没有受到有力抵制, 却也没有得到群众积极拥护。同时, 群众对被软禁的苏共改革派首领戈尔巴乔夫也坐视不理〔5〕。群众把他们看作与己无关的苏共内部争斗。

1991年10月底,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876票赞成、16票反对, 通过了盖达尔“休克疗法”经济改革方案, 从而给俄国经济带来灾难。

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 工人团体举行了多次罢工和游行。其中尤以煤矿工人的活动声势浩大,引起巨大政治震荡, 动摇了苏共合法性基础。他们主要要求自行决定煤炭价格, 建立独立工会组织; 也有部分工人要求苏共放弃领导权、政府辞职。

另据列昂尼德· 姆列欣若《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6〕记述, 叶利钦是以89.6%的得票率, 当选为莫斯科市人民代表而东山再起的; 他担任总统后,一度风雨飘摇, 但在对他是否信任的全民公决中, 仍有58%的人投了信任票。

关于群众在“改革”之后的心态, 叶利钦的死对头戈尔巴乔夫这样描述:“对差不多对包括了的12000名俄罗斯人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表明: 82%的人说, 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也就是说, 人们虽然处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还要自由……这意味着, 今天已经不可能把俄罗斯推回到极权主义的过去”〔7〕。中国大陆学者则这样概括:“目前这一地区的群众‘人心思定’, 关心的是实际生活条件的改善, 其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却很淡漠。民众既不满右翼政权, 并不同程度地怀念昔日社会主义的某些福利制度, 但并不等于他们希望完全退回到老路上去。”〔8〕

以上, 就是苏联人民对社会剧变所持的基本态度和应对方式。

二、人民政治选择的两面性

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但具体到某一个历史阶段, 某一个政治事件, 人民的这种历史作用,却不能不受到文化传统、政治环境和人民文化水平和觉悟、组织程度的制约。这就使人民每个具体的政治选择都带有复杂性乃至两面性。苏联人民在苏联剧变中的政治选择就是如此。

实践证明, 一旦解除政治禁令, 提供相应的政治舞台, 苏联人民就能激发出政治参与热情, 并表现出相当的组织能力。这就驳斥了所谓“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 没有能力参与政治”的谰言。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抨击过“工人缺少教育, 不能自己解放自己”〔9〕的论调。一个头脑正常的人, 还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吗? 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百分之七八十的苏联人都受过中等、高等教育, 他们难道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吗?

当然, 苏联民众的政治参与, 也不无局限。比如, 他们的组织性程度比较差。尤其是工农大众, 他们既无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组织, 也无代表其利益的领袖人物, 大多是一些松散联合及其短期行为。而列宁讲得好:“任何一个阶级, 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 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10〕。整个运动进程表明, 工农、市民只能跟着知识分子跑, 知识分子又只能被充当“改革家”的原苏共官员牵着鼻子走。总的看来, 人民群众严重缺乏政治经验, 难以分辨现象与本质、真象与假象、政治家的口头宣言与真实意图, 以至最终落入设定的圈套。确如恩格斯所说:“广大的人民群众, 这样容易被那些拼命钻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花言巧语所诱惑。”〔11〕

由于长时期的政治封闭和意识形态垄断, 苏联人往往把苏共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对这一模式的失望, 又导至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冷战结束后, 资本主义“繁荣”的信息频频传来, 又使人们对异质社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以为“市场化”能包治百病、“一市就灵”。他们既对苏联国情和新旧传统不甚了了, 也不知“民主”并不与资本主义直接相联。而知识分子, 尤其是经济学家,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无透彻认识和深入研究, 却热衷于古典形态的自由资本主义机制, 并诱导民众进入认识和行动误区。

苏联民众政治参与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专注于物质生活内容, 每每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平均主义的公共福利。这既渊源于俄国平等主义传统, 也与苏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认为, 社会主义的衡量尺度就是平等的大众“消费”〔12〕。而波索什科夫则干脆主张:“专制君主制是实现共同福利的最好形式”〔13〕。苏联高度集权下的大众平均福利, 正是这一传统的现代花朵。苏联人长期享受着充分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正是他们得以认同苏共体制的重要原因, 尽管过分的平均分配确也抑制了经济发展活力。后来他们不满并反对的, 主要是日益严重的上层特权、商品短缺, 以及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分干预。正因如此, 他们才会冷淡导至愈改愈穷的戈尔巴乔夫, 跟从以“反特权”相号召并许诺带给人民丰富商品的叶利钦。再后来人们不满叶氏政权, 也在于新政权不仅未能保住人们的既有福利, 而且使其进一步贫困化。正如康德拉季耶夫所说, 人们感到“依赖市场并不比依赖党和国家更好”〔14〕。

正因群众过分关注物质利益, 所以一旦当政者对此稍有满足甚或只是有所承诺, 人们便心满意足, 斗争即刻偃旗息鼓、销声匿迹〔15〕。也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国是一个奴性十足，逆来顺受的国家, 是没有人权意识、也不维护人的尊严的国家”, “没有法制观念……总想让别人为他们操持一切”〔16〕。加之苏联的政治环境险象丛生, 就使得苏联人民缺乏政治敏感、政治经验, 不善从政治角度观察问题, 也缺乏维护人格尊严和公民权利的自觉。甚至还往往将物质利益与政治权益人为对立起来, 说什么“不能把饥饿的人的面包抢去而塞给他政治自由”〔17〕; 或认为以免费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换取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不值得”〔18〕。殊不知, 无论是丧失面包还是丧失自由, 都不是完整的人权; “抢去面包”就已经侵犯生存权这一“政治自由”; 失去了“政治自由”, 已有的“面包”也随时可能失去; 有了“政治自由”, 就可以通过合法斗争争取“面包”。

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和干政手段, 人民在具体政治策略和政治操作上也就难免轻率鲁莽。基于对苏共集权、上层特权、商品短缺而又改革无效、无望的不满, 人们强烈要求苏共下台。却不了解, 积重难返社会的改革, 本来就是最危险的时期; 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机制的国家, 匆忙取消权力轴心所导至的权力真空, 很容易造成社会失控, 并为某些政治野心家和谋私集团所利用。不幸的是, 苏联剧变正是如此。

综上所述, 可以概言: 苏联人民在社会转折关头, 既表现出巨大的政治热情和能量, 也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和盲味; 他们追求富裕和民主的基本合理社会目标, 却选择了一种不符国情的道路。教训无比深刻。

三、苏共应为人民承担的历史责任

无庸讳言，在苏联剧变中, 苏联人民未能做出恰当的政治选择。而且, 尽管人民对新政权的资本主义剥夺已是怨声载道乃至切齿痛恨, 可人们仍然“继续忍受着”〔19〕，未能起而抗争。于是就有人站出来责骂人民是“奴才的人民”、“驴样的忍耐”〔20〕。这种严厉指责是否公平合理呢?

诚然, 人民自身负有责任。没有证据表明, 他们的选择是被迫的。然而, 追究不能到此为止。人们还要问:获得民意表达权的人们, 为什么会作出不利自己的选择? 这种选择能力低下又是怎样造成的? 他们常期生活其中的政治环境有无责任?

当大难临头时, 许多苏共人士忽然对“人民”关注起来。8月政变领导者在声明中呼吁:“人民应该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该存在”〔21〕。前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后悔,没能在关键时刻向全党和人民“呼吁”〔22〕。自称“职业共产主义者”的格鲁什科夫, 声称“我们一切为了人民”〔23〕。也有人为新苏共献策:“要使广大人民相信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24〕。然而, 苏共当政七十年, 什么时候让人民“决定”过重大社会事务呢? 他们又是如何“代表”人民的呢？

众所周知, 马克所设想的新社会制度, 是“公社”式的作为“集权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的劳动者代表制〔25〕。列宁也曾设想“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26〕。但后来, 却以“俄国的历史条件”（指文化落后──引者）为由, 放弃这一主张, 转而实行“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也即苏共“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27〕, 实施“自己的全部统治”〔28〕。这实际上就是以“劳动者”也即“人民”的名义而建立的“集权化行政权力”, 列宁称之为劳动者“自愿的集中制”〔29〕。

这种与“公社”式管理大异其趣的国家形式, 天然埋伏着脱离人民的危险性。为此, 列宁曾多次倡议, 大力发展“自下而上的监督”, 成立与中央委员会平等行施职权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对同级党委实行监督, 等等。但或由于缺乏切实组织制度保证, 或由于斯大林强行干预, 终于成为空谈。其实, 即使是列宁式“监督”, 也仍局限于基层群众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30〕, 而非指对国家权力的政治监督。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在十月革命后不久, 即已出现这种迹象, 已使列宁忧虑重重。

诚然, 在各级苏维埃中是有相当数量的工农代表。但他们真的能为民立言吗? 不仅名单由各级党委敲定, 活动也由其控制。曾有幸界入苏共高层政治运作的阿尔巴托夫坦言: 在代表大会上, 常有人递给你一个发言稿, 并称“有人认为你必须发言”, 从而照本宣科，而不受约束、不被欢迎的发言, 将使发言者丢掉前程〔31〕。实际上, 工农代表既是苏式“民主”的“革命”装璜, 又是控制大众的有效形式。因此, 它理所当然地遭到某些有识之士唾弃。当文化官员指责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攻击“苏维埃”时, 他据理驳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 劳动人民的政权, 是惟一的劳动人民的政权, 是劳动人民自由选举和自由监督的政权。我举双手拥护这样的政权。”〔32〕。他维护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 却不幸因此而获罪。苏共经常入木三分地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 那么, 上述苏式民主, 又是什么呢? 至于劳动者的真实地位，请听苏共上层人士、资深外交官和学者费德林的回答:“至于普通老百姓和诚实的劳动者, 都始终处于无权和受压制的地位。”〔33〕。而我们的一些“理论家”, 却硬是要为苏共辩护, 说什么劳动者已“成为社会的主人”; 同时又不得不承认“选举有形式主义, 至使大多数选民态度消极, 甚至关心者不多”〔34〕。请看:“形式主义”、“态度消极”、“关心者不多”, 竟然还能当“主人”, 这是那门子逻辑? 难道世上还有一种“形式主义”的“主人”不成? 而由正常的逻辑观之, 由于民主机制的极端缺乏, 苏共领导确实没能兑现列宁的承诺──“真正按照大多数的意志来管理国家”〔35〕，“提供人民享受的, 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36〕。

人民群众参与改治, 还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一个是结社自由, 一个是信息、言论自由。显然, 苏共也没能向人民提供这两个条件。

马克思在1844年初曾写道:“工人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 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 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37〕反之,“专制主义最可靠的保证, 就在于人们彼此间的孤立”, 对于专制主义来说,“良好的公民就是那种自我封闭的公民”〔38〕。统治者还会对分散的国民分化瓦解, 制造互不信任。纪德访苏时就已发现, 在那里“每个人都当心着别人,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每个人都受到监视。对谁都不能推心置腹、畅所欲言”〔39〕。这样,“对一个大国的控制”,就“比对在海洋中一只船上的水手的控制还容易”〔40〕。而历史经验证明, 民主制度的成熟性, 实与人民的组织化程度成正比, 与自由结社的广泛性紧密相联。在欧洲,“民主的道路是与各协会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人民结社运动“把西欧推向作为文明生活方式的民主”,“从本源上讲, 民主就是一种结社”〔41〕。

然而, 声称“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苏共政权, 却决不允许劳动者自由结社, 不允许存在群众领袖, 它只允许党这一种结社, 一切非党的结社均具非法性。象工会、妇联、共青团、作协看似群众团体,实质上却是党牢牢控制的外围组织。其领导机关不过是党的派出机构, 负责人也由党来任命。以工会为例, 党就不允许它成为“一种独立的组织上孤立的力量, 而应当作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辅助机关”〔42〕。总之, 只有“国家”及其延申, 而没有“社会”。在这样的国度, 不管怎样高喊“民主”, 那些被称为“人民”的分散、孤立、原子化的个人, 他们实质上只能是国家的驯服“战士”。这样的“人民”，在政治上能有什么作为呢?

列宁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 只有让群众知道一切, 能判断一切, 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 国家才有力量。”〔43〕然而, 列宁没有说明其前提条件──信息自由, 也许他在潜意识里是把这条件理解为党的“教育”和“灌输”罢? 事实是, 由于苏共党-国权力垄断了一切信息资源, 封锁了党的信息之外的一切重要信息, 群众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切”, 当然也就无法“判断一切”。他们只能从党的宣传机器中听取党要人们听到的信息。人们便不能不盲目地跟着党, 更确切地说是跟着最高领袖走, 不管是对还是错。如此以来, 故然大大强化了党-国权威, 而国家“力量”却内在地削弱了, 不可能有创造活力了。

与此相伴的, 是思想、言论禁锢。斯大林主政后更是日益严重。作家曼德尔施塔姆在三十年代初即抱怨：“我们说话, 声音传不到十步外。”〔44〕1936年, 法国著名左翼作家安德烈·纪德访苏, 就锐敏觉察到：“在苏联, 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有一种以上的意见”; 当局“要求大家赞同苏联所做的一切”; “那怕一丁点反对意见, 一丁点批评都会招至最严重的惩罚, 人们立刻就噤若寒蝉了”〔45〕。须知, 这还是在“大清洗”的前夜啊! 实际上, 一切不同意见均具“反党”、“反苏”、“反人民”的非法性质。思想“清洗”, 往往导至肉体消灭。有独立思想的人, 都“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46〕。久而久之, 人民就对自身判断力丧失了信心, 也就再懒得思考、不会思考了。另一方面, “一个政党若是独揽一切权力, 只跟自己对话, 这个党就一定是极权主义, 也就是专制主义的党”〔47〕。 既然不管怎么说、怎样做都是正确的，就既不会有理论创新, 也不会有实践创造, 这个政党的活力也便丧失殆尽。

社会主义的领袖们, 无不承认“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却不愿承认, 世上根本不存在扼杀言论自由、镇压异见者的“民主”, “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48〕，“每个人都有权独自凭着自己的良心和按照自己的方式议论政治”〔49〕。故然, 俄罗斯有服从强权的传统, “自由没有成为‘俄罗斯人民’生活方式的主轴和民族旗帜”〔50〕。而更令人遗憾和难以原谅的是, “不仅在保守的俄罗斯，就是在革命的俄罗斯, 个性也都不曾觉醒, 俄罗斯仍旧是无个性集体的国家。”〔51〕如此这般, 又怎能超越资本主义, 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呢?

在我的阅读视野里, 我确曾努力搜寻过苏共从事民主建设的历史记录, 却终于大失所望。触目都是对苏式“民主”的炫耀, 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揭露和痛斥。可悲的是, 苏共七十年, 确实没给苏联人民提供行施政治权利、进行政治训练的基本条件。极权体制造就了闭塞、驯顺、消极、盲目、参政能力低下的人民群众。也正如大卫·科兹所说:“苏联体制渐渐驯化苏联公民”、“使普通公民非政治化了, 也使他们变得消极了”〔52〕。又怎能指望这样的人民, 能对自己和民族的政治命运作出有远见的选择呢?

不无讽刺的是, 七十年后, 一直提防着人民、担心人民被“和平演变”的苏共官员, 竟率先被“和平演变”。事实证明, 非民主化的、愚民性的政治机制, 不仅难以维持国家政权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运转, 保证和保持革命性，而且当国家面临危机、整合能力失效时, 社会和民间也毫无补偿整合能力。当资本主义这只“狼”真的出现时, 不管苏共如何呼喊, 人民都不会跑来了。况且人民的翅膀早已被镰刀和铁锤折断, 想飞也飞不起来了。以此而论, 苏共的下场不正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吗?

四、教训 把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

以上论述意在说明, 苏共执政七十年, 确实未能给苏联人民（包括党员）提供政治参与条件和实际政治权利, 从而造成人民政治素质低下。这既削弱了其权力基础, 也使它在危难时刻无人救助。以此而论, 苏共败亡确系自食其果。

这里就有个问题: 苏共立党宗旨是“为人民”(《苏共党章》), 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而为什么人民却毫无权利可言呢? 这是一个也许并无标准答案却又不容回避、事关重大的历史追问。对它的回答, 也应充分发扬民主。我这里不揣浅陋, 冒昧作个回答。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 共产党人就宣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列宁主义的党也是这种主张。斯大林明确宣示:“我们的政府和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操心的事外,没有别的利益和别的操心的事情。”〔53〕作为立党宗旨, 这不仅无可厚非, 而且值得称赞。问题在于, 怎样通过组织、制度保证落实它。如列宁所要求的,“彻底发展民主, 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 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54〕。如果说在马克思时期, 还主要是落脚于有利人民的理论宣传, 那么在共产党人当政的条件下就不应停留于此；如果说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还无暇顾及，那么在长期的和平年代就不能再找托词。而遗憾的是, 除在公共福利等有限领喊, 这种宗旨却一直未能全面落实, 尤其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党代表人民”甚至成为可以断独专行的垄断性政治特权。党的开创者富有献身精神的道德自励, 日益转化为蛮横的道德自负。当1948年斯大林亲自修改、批准出版的《斯大林传略》, 宣称“斯大林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人民说出来的”〔55〕时候，就表明确实出现了这种危险的道德自负。这样以来, 就必然会为人民包揽一切而不要人民过问, 如雅各宾派所主张的──“一切为了人民、但一切不要人民参与”〔56〕。于是, 就不能不陷入一连串的政治误区。

在任何国家形态中, 都不可能达至政党、政府和人民利益完全一致。即使是人民民主国家, 至多也只能在根本和长远利益上大体一致。党、政府（如果党政分离的话）和人民, 仍然分属不同的利益群体。追求权力本身, 就有可能成为党政官员的目的和利益。我们在自斯大林以来的各届苏共领袖乃至民选总统叶利钦身上, 就都看到了这种利益。其实, 就是在人民内部, 也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协调、平衡的最佳方式, 是平等协商、互相牵制和妥协。国家作为一种利益宏观调控机制，必须超脱于某一利益群体包括政党群体，否则就会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

然而, 上述苏式政治学说和党-国体制, 却必然会以领袖意志判定党的利益, 以党的利益等同国家利益, 用国家利益取代人民利益, 并要求人民作出牺牲, 包括牺牲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其实, 所谓“国家利益”, 不过是各种利益的综合加权指数, 应集思广益予以判定, 而不应由少数人说了算。在上述机制下, 领袖和党既是国家利益的裁决者，又是施与者。他们就必然会充当救世主, 把本属于人民的利益也视为自己的恩赐, 并要求人民以感恩和服从作为报答。正如纪德访苏所见到的舆论:“是党给了你那么多实惠的呀!作为交换, 只要求你对一切听话, 不再有自己的思想就行了。”〔57〕他们似乎忘记了当年打天下时提出的革命质问: 究竟谁养活了谁?

健全的国家权力, 应是“完整权力”（integral power）和“分散权力”（intercursive power）的和谐统一。但宣称党永远“代表人民”,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利益完全一致的政治学说, 却导至纯粹的“完整权力”, 一种以“人民”的名义建构的集权体制──党-国权力。苏共的国家学说, 有个很难解决的矛盾。一方面说, 苏维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一方面又讲, 苏共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那么, 究竟谁是“最高权力”呢? “领导”最高权力的权力是什么权力? 这种理论冲突, 在政治实践中却解决了, 那就是党权高于一切, 一切权力属于党。这种权力本能地抵制一切权力制衡和民主协商, 所需要的是无限的权力。但“任何治世的权力”尤其是民主权力, “都不应该是无限的，不论这种权力属于人民, 属于人民的代表, 属于任何名义的人, 还是属于法律”〔58〕。显而易见, 这种“完整权力”永远存在“谁警卫警卫员自己”（quis custodier ipsos custodies）〔59〕的问题, 也即永远难以解决有效监督问题, 因为一切监督者都在最高权力监督之下, 而却无法监督最高权力。人们常常说“一定要使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这当然十分重要。问题在于, 如何保证这一点? 没有切实的党内外民主监督尤其是人民的法制化监督, 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苏联的悲剧还没给出正确答案吗?

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也许会施舍某些公共福利, 却永无可能落实公民政治权利。邵建先生《“权利”与“权力”》(《东方》2002年第8期)一文, 辨析二者区别, 极富启发性。却又似觉有点过于绝对。也许二者的区别也带有相对性, 它们相互依存、相乎渗透。象选举与被选举权、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游行、罢工等公民政治权利, 就无不隐含制约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和支配性因素也即“权力”因素。这大约就是苏共畏惧人民政治权利的内在原因罢。它害怕分散权力资源, 害怕分割自己的利益。之所以反对自由结社, 是怕对党这种特权结社构成威胁。1920年, 列宁同托洛茨基和施略普尼科夫曾发生关于工会性质的争论, 却都不承认工会是维护职工权益和监督各级政权的独立结社。这就为其后歪曲和压抑结社奠定了基调。后来, 痛斥托洛茨基主义的斯大林, 实行的恰是托氏鼓吹的“工会国家化”〔60〕。而言论自由, 公开批评党、政府和领袖的自由, 又必定会限制最高权力, 因而也难以容忍。他们有意回避了恩格斯带有预见性的政治质问:“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言论自由, 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61〕曾不惜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 又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的呢? 那有“为人民服务”的党不让人民讲话的道理?

之所以出现上述政治弊端, 或与苏共武装夺取政权时人民“授权”缺位，和执政后缺乏“合法性”（正当性）后续投入有关；也与俄国生产力及国民素质低下, 以及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有关, 而不应简单归咎于苏共领袖的道德和政治迷误。在这样的国度从事政治民主化改革, 应该允许有个渐进过程。然而, 又不应以此为借口,将已有社会需求的改革无限期推迟。“条件不成熟”，往往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借口。成熟的条件等不来, 条件可以逐步创造。改革是要付出成本, 而陆续“投资”,总比算总帐合算。硬性推迟改革, 反而会诱发失控的改革。不幸苏联便是如此。政府与结社、组织起来的人民对话, 更便于真实、高效、低成本的信息交流,达成信息对称，也更有利社会的稳定。不违宪的言论自由, 包括对党和政府的批评, 会成为社会压力释放的排气阀, 只能减少压抑不住的非理性反抗。这一切, 只能巩固国家权力, 而不会削弱国家权力。可惜, 苏共政权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这就使“为人民”而建的苏维埃, 日益成为旧国家那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62〕。在十月革命后不久, 列宁就忧心忡忡地写道:“看看这个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 看看这个庞大的堆积, 我们不得不问:‘究竟谁在领导谁?’对于是否能说共产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庞大的堆积, 我十分怀疑。坦白地说, 共产主义者不是在领导, 而是被领导。”〔63〕列宁怎会料到, 在他死后, 这个“庞大的堆积”不知又膨胀了多少倍, 并最终埋葬了苏式社会主义。

因此,从彻底的历史唯物论角度看, 说苏共和苏联解体的原因, 在于“脱离了群众”、“没有代表人民利益”, 还都有欠准确。更精确、务实的判断应是: 在于苏共没能把人民的权力赋予人民, 或者说, 在于苏共压制人民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力, 从而抽空了自己最深厚、最坚实的根基。仅仅取消了私有制和剥削, 偿给民众一口饭吃, 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也难以保住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彻底解放了的人民, 才是社会主义最有力的保证。所以, 我们可以把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教训归结为一句话:

把本来属于人民的权力全部还给人民!

这也是判別政党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一块试金石。

（2002年10月初稿, 11至12月修改定稿）

注释：

〔1〕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2〕同上书, 第151、152页。

〔3〕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见“雅典学院”网, 2002年10月29日。

〔4〕《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82、183页。

〔5〕以上资料主要引自上书。

〔6〕列昂尼德·姆列欣若:《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版。

〔7〕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第48页。

〔8〕陆学明编:《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0年6月版, 第254页。

〔9〕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第104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 第21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598页。

〔12〕B·A·马里宁:《俄国空想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8月版, 第210、212页。

〔13〕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第161页引《贫富论》。

〔14〕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第128页引。

〔15〕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2001年版, 第333页。

〔16〕《俄罗斯思想》,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第272页。

〔17〕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三联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第56页引。

〔18〕同上书第100、101页引。

〔19〕《俄罗斯往何处去》第332页。

〔20〕同上书第332-334页。

〔21〕《来自上层的革命》第195页引。

〔22〕《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第16页。

〔23〕《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86页。

〔24〕同上书第4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1995年版, 第93页。

〔26〕《列宁全集》第29卷, 第287页。

〔27〕《列宁选集》第3卷,第3版, 第770页。

〔28〕《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570页。

〔29〕《列宁选集》第3卷, 第216页。

〔30〕《列宁全集》第34卷, 第165页。

〔31〕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 一个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第305页。

〔32〕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第190页。

〔33〕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 1995年7月版, 第60页。

〔34〕周新城:《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2月版, 第132页。

〔35〕《列宁全集》第32卷, 第22页。

〔36〕《列宁全集》第29卷, 第15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 1995年版, 第606、607页。

〔38〕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吉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94页。

〔39〕安德烈·纪德:《访苏联归来》。花城出版社1999年7月版, 第73页。

〔40〕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 第109页。

〔41〕《欧洲民主史》第124页。

〔42〕李永全:《俄国政党史── 权力金字塔》。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第341、342页引俄共工会文献。

〔43〕《列宁全集》第33卷, 第16页。

〔44〕蓝英年:《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第157页。

〔45〕《访苏联归来》第21页、31页。

〔46〕《牛犊顶橡树》第371页。

〔47〕肯尼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 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 笫73页。

〔48〕吴江所著《社会主义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第228页引卢森堡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49〕《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92页引拉克申语。

〔50〕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 第11页。

〔51〕《俄罗斯思想》第272页。

〔52〕《来自上层的革命》第306页。

〔53〕《斯大林文集》第41页。

〔54〕《列宁选集》第3卷, 1972年版, 第238页。

〔55〕张建华:《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秘》, 1999年2月版, 第70页。

〔56〕《欧洲民主史》第35页引。

〔57〕《访苏联归来》第72页。

〔58〕《社会主义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第232页引贡斯当语。

〔59〕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第12页。

〔60〕杜娜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第184-188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1971年版, 第32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972年版, 第166页。

〔63〕《列宁选集》英文版第9卷,第348页;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第192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