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我们真的启蒙了吗?






 

林鸿信 2003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教授
台湾神学院院长
 






 

 

「启蒙运动」是指十七至十八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场觉醒运动,英文‘enlightenment’有「光照、启发」之意,而德文‘Aufklung’有「说明、澄清」之意。

康德对启蒙运动作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描述:「启蒙是人之超脱于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1通过这个描述,康德呼吁人们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并且借着启蒙运动流行的格言说:「勇敢地去知道吧(Sapere aude)﹗」对康德而言,启蒙是人的神圣权利,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这样的启蒙运动是构筑现代性的主要动力。

我们有一个疑问,当亚洲这些文明古国,都必须面对在极短时间之内,迅速地从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又迎向后现代思潮时,究竟我们真的启蒙了吗?汉语神学所面对的大环境,究竟是否真的启蒙了?
事实上汉语文化语境非常混杂与错乱,「前现代」数千年封建社会阴影犹在,「现代」挟科技文明排山倒海遍及各处,「后现代」思潮又已千里迢迢越洋而来,以致前现代的传统权威,现代的自我中心,乃至后现代的去中心化,全部搅和在一起,我们真的启蒙了吗?

有些哲学家总是比时代前进,尼采就看到了理性的极限,诉诸非理性世界的庞大力量,彷佛跳过启蒙运动与现代社会,而直通后现代思潮。问题是,一般人是否有哲学家的能耐,若是直接跳过启蒙,可能会太乐观,因为四处仍然可见封建社会阴影散见在现代社会各个角落当中,若是骤然迫不及待地迎向后现代,其外观彷佛是穿上一件带有大窟窿的新衣服。

从西方经验来看,千年如一日的中世纪体制并非在瞬间结束,而是经历五、六百年一连串的觉醒而逐渐改变,包括: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人文意识觉醒,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信仰良心觉醒,
十七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运用觉醒,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科学蓬勃兴起,
二十世纪信息社会的高度科技发展。

由此观之,广义的启蒙显然不只是理性的觉醒,还要加上人文意识与信仰良心觉醒的基础;这些是建立在多方面对人的尊重,而后有现代社会所运用的科技,从工业化、信息化到奈米技术、生物科技。当迈入二十一世纪时,亚洲国家追求致富而竞相追逐各种科技时,是否也想到,这些科技的执行者—人,我们,究竟启蒙了多少?一个简单的检验标准,人的价值何在?

处于现代科技四处包围而在前社会氛围中长大的人们,有如披上现代外衣的中古人,尽管有人还加上后现代装饰,底子着却都是前现代的骨架,愚昧迷信,层层关系,重重禁忌。

前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愚昧,疏于使用理性。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真理,而在于「人际关系」。有关系,走遍天下;没有关系,寸步难行。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迷信,盲从各种禁忌,社会着关卡重重,处处是禁区,人人只能走在狭窄的轨迹上,而且人们多半相信,离此一步,即无葬身之处。

我们真的启蒙了吗?若是没有的话,我们需要挣脱非得别人指导使用理性不可的无能,不论是各种包装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耳语传播的价值观;我们也需要使用理性的决心与勇气,勇于面对可能发生错误的抉择,迎向不断向真理方向修正的自由。

理性不是一切,现代思想家有很多声音指出理性的限制,证明理性不是绝对的,顶多只是历世历代追求合乎时空之下共同认定的理性而已。加达默尔甚至指出,启蒙运动最大的偏见,就是自以为没有偏见。然而,这何尝只是启蒙运动的偏见而已,前现代威权者岂不也在高举权威时自以为没有偏见吗?当后现代思想家认定人在永无止境的「衍异」着升降浮沉时,岂非自以为没有偏见吗(德里达)?不如说,只要是人,都难以免除偏见。
「绝对的人」,是巴特经常用来描述在启蒙运动激发之下恃才傲物的人。然而,何尝只有启蒙运动才造成绝对的人?前现代威权者岂不就是把自己绝对化吗?当后现代思想家宣称人的终结而把人放在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当中检视时,检视者本身岂不就是绝对的人吗(福柯)?不如说,只要是人,都带有绝对化自己的倾向。
汉语神学以基督教研究为主轴,面对重视传统权威社会体制之下的人,勘天役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以及去中心化的非自我、非中心的人,在三者混杂当中,从基督教信仰思想重新定位对人的价值的基本了解,追求更加清楚自己的偏见,更加明白自己的绝对化倾向,维护人应当有的价值,不至于在偏见与绝对化倾向当中荡然无存。■

注释:
1. I. Kant,〈答复这个问题:「甚么是启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载《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ed. L. E. Cahoone, (Oxford: Blackwell, 199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