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论“谨慎是一种政治美德” 　　　　　　　　　　　
　　　　　　　　　　　　　　　

　　(蒋庆译)
　　　　　　　　　


　　对慧或政 公众智治智慧而言，不可能确立一种固定的模式，因为不可能对这种智慧进行精确 的定义。但是，尽管无人能够明确划定白天黑夜的界线，光明与黑暗还是完全能够区分开来 。当一位君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时，找到这种光明的政府模式并找到管理这一 政府模式的人才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在追求普遍的抽象和谐与完善时没有对这种和谐与完 善进行深思熟虑的研究，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他根本不经过研究就能把握的这种平常而宁静的 生活。
　　摘自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s(1770)

　　什么叫谨慎，以及谨慎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确实很难明确界定，因为谨慎绝不具有普遍 的属性。

　　摘自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796)

　　我们的本性决定，我们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换取我们的幸福。

　　摘自Speech at Bristol previous to the Election(1780)

　　人是否有权不受任何道德约束而只按自己的快乐欲望随意行动?我的看法是否定的——世 上不存在这样的权利。人不能生活在完全独立于他人的孤绝状态。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在确 定重大的行动方针时不对他人带来某种影响，或者说，他的行为不产生某种程度的责任。人 所处的这种状态产生了责任规则和原则，并且指示人们在履行责任时要谨慎行事。

　　摘自First Letter on a Regicide Peace(1796)

　　高尚的政策曾是造成混乱的祸源——只要世界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 。清楚明白的善的概念，我们一接触到它时，就很容易发现是一种欺骗，就像我们最后发现 它确实是一种欺骗一样。在我看来，这种清楚明白的善的概念在人类政府中并不意味着具有 效用。心灵真正的天真单纯只能加剧这种混乱状况。

　　摘自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1775)

　　我将劝说美国人与你们和解。一旦重新恢复起相互间的信任，那些猜测中的可怕的严刑峻法 自然就会消失。实用的精神、中和的精神以及互惠的精神决不像和解的仲裁者所认为的那 样具有几何学上的正确性(geometrical exactness)。这些精神考虑的是你们的经验，并以 你们的经验为转移。

　　摘自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1774)

　　我觉得把刑事审判的一般观念使用于这场伟大的公共争论似乎偏狭而迂腐。我不知道有什么 方法可以起草一份诉状去控告全体人民。我不能像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在 法 庭上凌辱一位优秀人物沃尔特·拉雷格爵士(Sir Walter Raleigh)那样去凌辱嘲笑我的无数 同胞。我的能力并没有完善到足以使我能对庄重的公众团体课以刑罚，能对具有伟大权威与 尊严的行政官员发号施令，能为民众的安全承担责任。我确实认为，对一个聪明人来说，这 算不上明智之举；对一个智者来说，这不足挂齿；对我们的心灵来说，充满的是人性而不是 宽容与仁慈。

　　摘自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1775)

　　我不知道殖民地在涉及到赋税的问题上经常远远超过了免除赋税的要求，即使在其冷静的时 刻亦是如此。当人们心平气和镇静自若时，以他们恼怒纷乱状态中的行动与表现来判断他们 的性情倾向是不公正的。此外，另一个巨大的错误是认为人类在行动上必须遵循纯理论的抽 象原则，而不管这一原则是政府原则或是自由原则——只要这一原则在争论中是由逻辑 推出，这一原则就是纯理论的抽象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必须支持我们制度中的任何一 个既定党派，或者支持全部党派。然而，我们英国人对此原则却摈弃不用。如果我的话没有 使你们生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向你们举出许多有说明力的例子。我们英国人这样做只是出于自然中和之理。所有的政府、所有人类的利益与福乐、所有的美德以及所有谨慎行为都 必须建立在妥协互让的基础上。我们对复杂恼人之事进行斟酌权衡，并对之进行取舍；我们 放弃了我们的一些权利，但我们又因而享有了另外一些权利；我们宁愿做一个幸福的公民， 而不愿做一个辩才无碍的争论者。正如我们为了享有公民的利益而必须放弃某些自然的自由 一样，我们为了从伟大帝国的友谊与交往中获得利益就必须牺牲我们的某些公民自由。但是 ，依照公平对待的原则，让渡与换取必须符合某种比例。没有一个人会在交换中让渡自己宝 贵的灵魂。虽然伟大的王朝易使奴隶变得高贵，但这是以基本的权利与人性的内在尊严为高 昂代价来换取帝国的荣耀。我们每个人与其沦落在绝对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还不如冒生命 危险去抗争。虽然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宪政制度需要改善，使其成为一个完善的自由 体制，但也许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有权以扰乱他的国家的方式，即让他的国家中每一件心爱 之物都遭受到危险的方式去追求这种宪政制度的改善。在每一艰巨的事业中，我们既要考虑 我们会失去什么，又要考虑我们将得到什么。一国人民所拥有的自由的资本越大，其追求自 由时付出无效试尝的危险就越小。这些都是对人的限制。人是按照与其利益相关的动机行动 的，而不是按照形而上学的沉思行动的。伟大的思想导师亚里士多德语重心长地、中肯地告 诫我们：这种在道德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虚假的几何学上的精确性，是所有诡辩法中最荒谬之处。

　　摘自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1775)

　　谨慎(Prudence)，在所有事物中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谨慎将领导我们去 默许某些有限的计划(这些计划不符合抽象观念表现出来的充分的完美性)，而不会引导我们 去大力推行无限完美的计划(要实现这种计划就必须打碎整个国家机器)。在国家发生的所有 变革中，中和节制(moderation)都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不仅和平友善，并且强大有力。这 是一种精心安排、调停纷争、妥协互让、团结和谐的美德。这种美德显然不同于胆小怯懦与 寡断优柔。中和节制是一种只有上智之人才拥有的美德当大多数人一致决定反对你时， 做到中和节制就需要深沉的勇气与充分的反思。缺乏思想的公众意志往往表现为一种狂暴急 切的要求，这种要求转眼即逝而不会长久。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危险的极端行动。当人们肆 无忌惮无所畏惧时，当你的周围弥漫着一片傲慢与狂妄时，当那些拿人的生命作儿戏的人使 你不满从而使你发现谨慎的价值时，这表明你的心灵要准备去接受考验。在普遍的轻率与浮 燥中，你将会发现存在着一种冷静沉着、泰然自若的人格，这种人格将会为一个中心把所有 事物都吸引过来。

　　摘自Letter to Mons.Dupont(1789)

　　按照这些理论家诡辩的逻辑，人民的权利几乎总是同其权力相混淆。每当人民全体采取行动 时，任何对他们的反对都将无效。但是，就算权利与权力可以等同起来，人民全体也没有权 利违背万德中之第一美德——谨慎。人没有权利去做不合理的事情，也没有权利去做危害 自己的事情。

　　摘自Reflections(1790)

　　国家存在的目的(在其可能的范围内)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使大多数人遭受到巨大的痛苦 无论如何也决不能说符合这一目的。相反，这种作法完全违背了这一目的。判断人类幸福或 痛苦的依据是人类的感受和情绪，而不是关于他们权利的任何理论。因此，幸福和痛苦就应 该是立法者的行为涉及到人民时的标准。这是对处于特殊状态中的人民所宜采取的自然而必 须的行动，也是在了解了人民的想法、爱好、习惯和所有多样化的生活环境后所宜采取的自 然而必须的行动。职是之故，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去反问自己：你所见 到的社会是处于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中?你怎样去对待这些特殊境况?

　　摘自Speech on Petition of the Unitarians(1792)

　　某人在欢呼庆贺击败绝对君主政体的胜利，但在此事件中，他忽视了不幸君主受到的监禁、 屈辱和贬黜，忽视了对整个秩序和阶级结构的彻底摧毁。这就直接给我们千百万人带来了切 身的苦果，给整个共同体带来了眼前的不幸。我承认这种情况确实是自然存在的，因为当人 民按照一种既定的单一观点在寻求其所热望的政治目标时，他们非常容易倾向于淡化或者低 估他们在实施这一目标上产生的邪恶。这并不是这些人人性的反映，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为 他们的人性之善进行争辩的人。这种情况只是表明他们没有充分了解事物的状况，没有详细 考虑事物的前因后果。一旦他们认真对事物进行了详密的思考，他们就会迫使自己去审查这 种大破坏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完全不涉及到事物的先前状态，也不涉及到变革所产 生的后果，也即是说，如果没有去考虑在过去国家的统治下人民生活是否繁荣富庶、商业是 否发达、 文化是否先进、在个人自由无保障的情况下财产是否受到侵犯，他们就很难声称 他们对绝对君主政体的破坏本身是一件善事。他们同人类中的这些人朝夕相处，但他们去丧 失了人类心灵所具有的道德上的同情心。他们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把国家的存在排斥在人类道 德情感之外，并且也把行动者的人格与行动的性质排斥在人类道德情感之外。我们没有一个 人 喜欢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君主政体，但我们也不会因为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或图 拉 真(Trajan)的痛苦而感到欢心。尽管他们是一些绝对的君主，但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像尼禄(N ero)一样被元老院逼迫自杀我们也很难不为之伤情。当我们看到恶贯满盈的尼禄被迫携妻逃 亡异乡渴饮污水时我们不开心，我们看到尼禄的后继者年迈的加尔巴(Galba)因其过错被叛 军杀死之惨状我们又何曾欢喜!这些情景浮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的感情与我们的理论相矛 盾。处在这种境况中，感情是真实的，理论则是虚假的。我所要争辩的是，在赞同打倒绝对 君主政体时，应该周全地考虑到与此相关的所有情况。正如福克斯(Fox)先生所说的那样， “考虑问题的方式只能与我们肤浅的心智相适应”。

　　如果推翻政府的做法值得赞同，那么，必须考虑这种做法只能是使政府向更好的方面发展所 采取的初步准备。这种完善政府的做法或是按照政府自身的计划来完成，或是依靠管理政府 的个人来完成，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种情形不是人为地按照理性区分开来的(指颠覆政府 只是完善政府的初步准备，完善政府才是颠覆政府的最终目的，二者有所区别——译注)。 例 如，当我们赞同我们1688年的革命时，虽然整个民族在革命中采取了防卫战争的形式，事实 证明我们的民族在战争中亦饱受祸乱之苦，但是，我们没有就此停步。我们总是把推翻旧政 府与随之而来的完善国家的重建工作联起来考虑，双管齐下地解决问题。当我们在估量一场革命时，我们既要考虑离开旧事物所获得的价值，又要考虑交换新事物所获得的价值。

　　砸碎其整个国家结构的人负有举证的责任，他们找不到妥善解决政府问题的方式来达到他们 合理的目的，此外，他们所追求的方法不符合千百万人现时的幸福，也不适合去改变历史传 统所形成的积淀物。在他们的政治安排中，人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他们此世的福乐。 我们对道德的信赖本是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绝对可以自我作主，但是，现在我们却要把这 种我们对道德信赖转交给我们的时代，由我们的时代来为我们作主。对将来而言，我们就像 一个受监护的孩童一样受其任意支配。这样，我们就不能力图去改善我们自己的命运，而是 用我们的全部本钱去赌博，去孤注一掷地进行冒险。

　　我们不需像诡辩家那样去讨论这一问题，不管怎样，决不能因为某种利益去宽容某些邪恶。 所有普遍的东西都不能够合理地去论证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主题。纯粹形而上学的抽象作用 不属于此一问题的讨论之列。处理道德问题的方式不像处理数学问题所采取的概念的方式， 道德问题要比数学问题广泛深邃得多，故处理道德问题时允许例外，并且要求根据实际情况 随时进行修改。这种例外和修改不能通过逻辑的推演过程预先得知，而只能靠奉行谨慎的原 则来达到。谨慎不仅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中的首要价值，也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指 导者、调节者和标准。缺乏精确的定义形而上学就不能存在，而谨慎则是自己确定自己的本质。我们的法院在审理虚假不实的案件时不怕按照法律条款来做出判决，而谨慎的道德家则 害怕把涉及到良心的狂热而危险的事件放到根本不存在的紧急状态中来处理。如果不事先去 确定根本就无法确定的东西，那么，我敢断言，在政府爆发革命的情况下，在我们还没有为 革命付出我们珍贵的代价之前，即还没有付出我们自己的道德和我们同胞的幸福之前，使人 不能忍受的过分的邪恶会被克服掉，无数人心共认的明确的善必然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如果 我们应该做一个节俭的人，甚至做一个吝啬的人的话，那么只是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对待恶的 问题上自觉自愿地做到谨慎。每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都含藏着某些邪恶。

　　摘自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1791)

　　我决不会用抽象的定义与普遍的观念来支配自己，只有没有理性的人才会用抽象的定义与普 遍的观念来支配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把抽象的观念逐出所有的领域，完全可以不用抽 象的观念去解决世间存在的一切问题。因为我非常清楚，这样做我将取消所有的原则。如果 我们的心灵缺乏健康正确而又简明易懂的原则的照耀指引，政治生活中的推理就像其它领域 中的推理一样，将陷在杂乱无章的琐碎的特殊事像中一团糟，无法得出任何理论的或实践的 结论。政治家不同于学院中的教授：教授对社会只具有普遍的观念或看法，而政治家则要把 无数的具体境况同这些普遍的观念或看法联在一起来进行思考。具体境况是难以穷尽的，这 种关联性的思考也是没有止境的；具体境况是变动不居的，同时又是瞬间即逝的。一个人如 果不把具体境况同普遍观念联起来思考问题，这个人不只是犯了错误，简直是十足的愚蠢。 可以说这个人是形而上学的疯子。作为一个政治家，决不能丧失原则的照耀与指引，同时也 不能丧失具体境况的照耀与指引。如果政治家在处理政务时所作出的判断完全违背当时情况 的紧迫要求，这个政治家就会永远葬送他的国家。

　　我将继续论证这一问题——一个代表了社会的政府，有权对人们的行动和人们公开宣扬 的学说推行普遍的监督与控制。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但是 ，必须按照公正的判断来行使这一权力，这是人们同最高权威的约定。这样做并非假定可以 愚蠢地或者不正当地行使不合法的权力(这种权力必须是合法的权力)，也不意味着政府可以 反对它自己真正的目的和目标，因为只有在出现暴政和篡权时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很难 相信下述事实：对一种立法机构完全有能力胜任的事件，如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不遵循谨慎 与仁慈的原则，使人难以忍受的恶果不会发生。因此，说到底，这是一种道德和价值的判断，而不涉及到任何抽象的权利理论。这种在政治中依道德和价值来作出判断的做法可以保障 政府忠诚其目的。在实践中与现实世界不发生任何联系的苍白粗陋的真理，必然在理论上是 虚假不实的谎言。一种合理的、谨慎的、出于长远考虑的、适度的强制，是避免极端暴行和 苛政的有效方法。而按照那种普遍流行的过激学说，国家一旦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就会要求 采取最严厉、最暴虐的手段去镇压反对现存政府的人。

　 　摘自Speech on Petition of the Unitarians(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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