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思想联盟

郭飞熊


既然鲜血业已在大地上流淌,那么,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就不能不放弃沉默而有所述说。
自从1990年代末期在中国大陆“浮出水面”以来,自由主义思潮依靠其温和的真理性的力量,不断地扩张其思想版图。但是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了来自公平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严峻挑战。对于这两条战线上的挑战的回应,将决定着自由主义能否在中近期成功地实现本土化,并赢得中国大陆民间社会思想信仰的主流地位。
在目前网络上围绕美伊战争而展开的思想论争中,自由主义思潮不仅四面受敌,而且也裸露出内部早已存在着的深刻的裂变。同以往的“老自由主义者”——如朱学勤、徐有渔、刘军宁们——枪口一致对外、内部从不言及分歧不同,新生代的自由主义者总是互相吵吵嚷嚷的,表现出对批判的、渐进的、试错的理性思维持有浓郁的偏好。在自1999台海危机、2001中美撞机事件、911恐怖袭击事件和伊拉克危机以来的历次论战中,自由主义新生代内部至少业已分蘖出激进的自由主义和保守的自由主义、亲美的自由主义和与地缘政治结盟的自由主义、理念型自由主义和操作型自由主义等不同走向。有人认为这是自由主义正在“沉沦”的见证,其实这正是自由主义富有生长能力的表现。在自由主义阵营内,不团结就是力量。通过这种内部分蘖,自由主义思潮在传播中不断地进行着纵深建构,
渐进地走向本土繁殖和思想原创。
如何看待复杂的中美关系,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绕不开的一道难关。目前网间各种流派对一部分亲美的自由主义者持峻急的批评立场不无深刻的理由:美国,这个在朝鲜和越南用飞机炸弹杀害了百万以上无辜平民的超级大国,居然被葛红兵之流奉为全球道德楷模,不能不令人怀疑其思维的乖谬。的确,由于越战以来西方反战力量的强有力制衡和911恐怖袭击让美国人对仇恨的连锁反应感到后怕,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军队表现得比在1950-1970年代要收敛不少,其在开战之初尽可能缩小对伊拉克平民的伤害的行为值得肯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对于平民的大量误炸和对于报道真相的记者的有意射杀,仍然在使用灾难性的集束炸弹和贫铀弹,这种公开的恶行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兵者不祥之器,在伊拉克当下并没有出现种族灭绝的情况下,中国的一部分激进、亲美的自由主义者为美国所进行的所谓的正义战争而欢呼,实在令人感到恐怖而不可接近。
持温和保守立场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一部分亲美的自由主义者产生迷失的原因,在于他们依然持守着陈旧的哲学思维——实质正义论和意图伦理论。他们把“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给教条化了,“自由优先”是自由与民主互动框架内的事,不能述诸于人类终极的思想伦理层面。在绝对正确的自由民主之上,还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自从耶稣、孔子诞生以来,人道而非兽道和霸道高于一切就成为一切人类普遍适用的真理。人们有理由怀疑,部分自由主义者在接受了来自英美的思想真理的同时,对老师身上长存的野性和冷血没有着意排拒。“的确人人平等,但自由民主的英美比我们似乎应该享有更多的平等。的确生命尊贵,但美国人的生命比阿拉伯人的生命似乎应该更加尊贵。”寡头主义曾经是英国式自由主义长期的战略盟友。我们从中国亲美的自由主义者提供的文本中可以发现,他们真诚地相信着民主国家在进攻专制国家方面是享有特权的。这种带有潜在的寡头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应该属于18-19世纪殖民主义的大英帝国,在曾经饱守西方列强凌辱、经过了20世纪炼狱考验的中国,它尤其显得水土不服。
假如制度的先进性可以作为赋予战争正义性的理由,那么整个世界近代史都必须改写——英法的殖民主义战争都是正义的了,两次鸦片战争都是正义的了,拿破仑战争都是正义的了,连1937年大举进攻中国的日本也是一个半民主的国家,而当时中国的蒋介石政权不仅专制,而且屠杀了不少苏区民众,那么对华战争也将成为正义的了。相信这些荒谬的推论连即使坚持民主有权进攻专制的人士也不愿接受。
人们对亲美人士所出的一道考题——民主的美国是否有权进攻专制的中国?——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理论的普适性要求必须解决这一判决性难题。相信他们依据常识就可以对此作出否定性回答,但由这一否定性回答必然逆推出对于“民主有权消灭专制”教条的动摇。人们已经发现,在亲美的自由主义者时髦的外壳之下,藏匿着一种和他们所大力批驳的张艺谋的《英雄》同构的思维方式,只不过张艺谋的“天下”被置换为“自由民主”罢了——既然自由民主有权使用武力消灭专制,那就让美国用武力把世界统一算了,各国的民众干脆簟食壶浆以迎王师,士兵们就象“无名”和“残剑”一样自动放下武器吧,这样人民的苦难肯定是最少的——但是,那样人性最高贵的尊严、不可屈服的意志和神圣的自主权利何在?
在英美,一些主流人士信奉的是自由主义+对外霸权,在中国,部分亲美人士信奉的却是自由主义+对美依附。很久以来,他们就暴露出一种极欲使中国成为美国的“跟班”和“随从”的心理,日本和韩国在依附状态下、香港在殖民状态下取得的经济成就,被他们援引为成功范例,作为要求中国对美国取事实上的依附姿态,在美国的庇护下半主权、半尊严地发展着的理由。他们不愿意去体察韩日作为依附者所拥有的深沉痛苦。他们不愿意正视,中国民众即使在专制者的有限松绑之下依然取得了可以比肩韩日的经济成就,如果彻底还给人民以完全的自由,中国民众将创造出怎样的经济奇迹!这种在国家定位上丧失自我的思维,相信是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所不会接受的。人们有理由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可以把英美的“自由主义+对外霸权”的国家哲学引进改造为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国家哲学呢?!
在伊拉克危机和台海危机中,可以看到亲美派自由主义者和反美派民族主义者在两个相反的极端之间变换角色:亲美派自由主义者对于台海危机坚持非暴力立场,而对于伊拉克危机坚持拥护正义战争的立场。与此相反,反美派民族主义者对于台海危机坚持武力统一立场,而对于伊拉克危机坚持反战立场。甚至,过往在极端民族主义者身上曾发现令人忧虑的嗜血狂热,而今日在部分极端的亲美派自由主义者文本中,我们又读到了赤裸裸的冷血宣扬。
与地缘政治结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终极思考,必须对伊拉克危机和台海危机给予统一的回答。完全摒弃战争是不切现实的空想,但是一种保留底线的、持守责任伦理的、尽可能谋求程序合法与实质正义相对磨合的战略和平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操作路径。无论在伊拉克,还是在台海,战争必须是最后选择。在台海,中国大陆必须首先满足台湾社会对于大陆先民主后谈判的合理要求,并顺便收取把台湾分而化之的实效,把台独的最后借口剥夺掉。战争必须是在台湾公开宣布独立之后的被动选择,即使战争发生了,也可以先不断地向金门空地上打炮,实施海上封锁,让连战、宋楚瑜、马英九们通过内部非暴力的抗争解决问题。即使登陆胜利之后,也要防止出现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式的屠杀重演。如果不发生战争而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当然更是求之不得。
历史正在我们的身边爆炸,还将继续向纵深引爆。关于中东地区——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危机引发的思想论战,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未来中国政治操作的预演。我相信,随着事态的发展,“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地缘政治”的思想联盟在中国民间社会将变得越来越丰厚壮大。

2003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