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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
来源:21世纪网站 作者: 时间:2008-11-25 点击:

  
  近二十年来,随着新文化史学的活跃和政治史的复兴,符号、形象、仪式、纪念物成为国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近来亦开始为汉语学界关注1。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史上的重要表征,民国时期「国父」符号的塑造,是一个自觉、系统、持续的过程,尤其值得考察2。本文对此作一大致梳理,以呈现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面相,并期望引发更深入的批评和研讨。
一 形象的物化
  1925年3月12日,「革命尚未成功」之际,国民革命的精神导师和最高领袖孙中山却先行病逝。4月2日,遗体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暂厝,国民党人随即着手在南京为孙中山修建陵墓。对于中山陵的设计,国民党人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体现「开放的纪念性」:陵墓既要突出鲜明的纪念性,全面彰显孙中山的「国父」、「革命导师」形象;又要体现平民精神,兼具游览功能,便于游人参观、休憩,富有现代公园气息,表达出时代新气象,从而作为一个巨型的时代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中国」的象征。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建筑方案,基本贯彻了这一立意。实际建成以后的中山陵,整体结构简洁,各项建筑从南到北、由低到高次第排列,依山势构成一个开阔的斜面,显得明朗而宏壮,彷佛一个安坐的巨人,正敞开胸怀欢迎谒陵者的到来。另一方面,中山陵的图案、色彩和文字衬饰,处处体现朴实庄重之感,在在强调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追念和尊崇,昭示着后来者的责任和义务之所在3。真实的孙中山已不复存在,而通过这种物化途径,孙中山的形象庶几得以长存。
  着手修建中山陵的同时,留守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筹款五十万元,在广州修建孙中山纪念堂和纪念图书馆。当时,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困窘,但还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比如要求政府职员捐薪、向人民收取呈词附加费、销售孙中山纪念章、发动各校学生向全社会劝捐、要求各县县长担任额定募捐任务,等等,千方百计筹措这笔款项4。尽管因为时局和经费原因,中山纪念堂未能如期开工,但广州国民党当局如此重视这件事,说明它并非寻常建筑可比。
  内中深意,《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作出了详细阐述。社论首先指出兴建这类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人从来是有共同生活的,在群聚间往往以一种建筑物,把那种共同生活表征出来。旧时……对于家族,对于神教,昔人还有一种公共的建筑物,去表现其家族之思想及神教之威力出来,而现在到了国家主义的今日,没有一种东西所以象征「国」的,岂不是使人民陷于不知所以团结之危险乎?
既然家族时代的人建祠祀祖,神权时代的人建庙以拜神,「今日非有国无以生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一纪念国父之祠也……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庙以纪〔念〕此革命之神也。」社论作者认为,今日爱戴国父、纪念革命之神,与以往祀祖拜神,道理是一样的,「不过今日的热诚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罢了。」因为,「中山先生为中国之元勋,他的自身,已为一个『国』之象征,为他而建会堂与图书馆,定可把『国』之意义表现无遗。」于是作者大声呼吁:「爱你的国父,如像爱你的祖先一样,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样,努力把『国』之意义在建筑中象征之出来,努力以昔日建祠庙之热诚来建今日国父之会堂及图书馆!」5
  这篇社论可谓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国民党人的政治文化观,即公共符号的文化「表征」或「象征」功能,在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国民革命的精神支柱,孙中山的躯体既已不能复生,于是需要实体性的纪念物来表征其主义和形象。哪怕是一座孙中山塑像、一个以其命名的建筑实体,也可以让人们心中的记忆和情思得到寄托、得以外现,从而焕发出异样的热情和力量。从国民党人的举措和言论来看,他们显然非常明白这一点。
二 主义的独尊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一番思想、组织和人事上的动荡和整合。到1928年底,以蒋介石为核心、以南京国民政府为旗帜的国民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一代权威结构,并已取得了全国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开始实施「训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正式确立了训政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国民党训政方略中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对孙中山「遗教」的独尊。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三大通过两项决议:(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党之一切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毋令反动思想再存留于本党法令、规章内,以立共信共守之典范,巩固全党之团结。」(二)「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6。
  为何这样做?国民党三大对此解释得非常清楚。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缔造者,其「教义」是「全党建造国家之准绳」,生前即为全党之依归,死后亦当为全党之准则。中华民国完全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所缔造,其「教义」从一开始就是全部努力的指南,因而已经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因此,自认为有权「代表国民行使政权」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赋予「总理遗教」正式的法律效力,使之成为全党全国的「最高根本法」,用它来统一「全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和「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7。
  南京国民党当局此举,意在树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有党内政派斗争的复杂背景,以往学者多有论述,此不赘言。仅就一般意义的政治论理而言,此举显示了国民党人在逻辑上的三个特点:一是本本主义,只会搬用孙中山自己的言论,「凡此要义,皆可以总理遗教为之证明」8。二是自欺欺人,大言不惭地说全国人民已经「服从」、「拥护」「总理之遗教」,后者「在国民之意识上已有根基,在社会之群力上已有渊泉,在法理之根据上已有普及全国造成统一之效能」9。三是权威自命,张口闭口就是「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10,俨然「朕即国家」。
  这种逻辑,不用说在公共生活领域难以通行,即使就政党政治本身而论,也与二十世纪以降的民主化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难以行通。已有研究表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多个「主义」:戴(季陶)─蒋(介石)记三民主义、汪(精卫)记三民主义、胡(汉民)记三民主义、孙(科)记三民主义,以及邓演达的三民主义等11。党内既已如此,党外自不必提。就在国民党三大刚刚开完不久,自由主义旗手胡适即发表文章,尖锐抨击国民党独尊所谓「总理遗教」的做法:「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现在却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12。
  独尊「总理遗教」的另一个后果,是国民党的政治理念、纲领变得僵化,妨碍了它随着时势变化而发展。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地方自治,并不能囊括孙中山思想的全部精华。再者,孙中山的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并非至善至美的现成治国方案。一个「革命之后」的执政党,其政治纲领贵在能够不断创新,积极适应时代趋势,努力引领社会变革潮流。国民党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欲以僵化的政治理念来规制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潮流。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创造性已现贫乏迹象。其后果是甚么?即胡适在1929年指出的13:
现在国民党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三 符号的圣化
  南京国民党当局独尊「总理遗教」的同时,也着力将「总理」这一符号加以神圣化。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国民党当局的宣传基调,集中体现了这一点14。
  早在1929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就通过了关于「总理奉安」的宣传方案,具体包括六项子计划:(一)总理安葬日纪念办法;(二)全国举行总理安葬日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三)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四)南京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五)北平送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六)迎榇宣传列车计划15。随后,国民党中央制定了统一的宣传要点、宣传大纲、宣传标语、口号、传单、文告、词曲,以指导、规范各地各处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些要点、大纲、标语、口号,都极力将孙中山塑造为融会古今中外文明精华、指引中国和世界人类拯救之途、至高无上至大无私的现代救世主。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大纲,试图为孙中山作出盖棺定论:
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其一生救国救民之伟大的革命事业,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今中外之伟人中,如总理者诚绝无而仅有也。……总理之肉体虽死,而总理之精神人格与革命主义,将必永远如日月之明,朗照着我民族国家及世界人类大同幸福之前途。
宣传标语、宣传口号中也有类似表达:「总理是艰苦卓绝崇高伟大的革命导师!」「总理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16
  应该说,上述论调并不是国民党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追悼活动中,就出现了许多类似的评价语言。国民党人光明甫挽联云17:
行似伯夷,貌似仲尼,公足当之,惟建树不同,晚季矜管乐才,实于中国仁圣贤人中,独具一格;近如列宁,远如盛顿,世无健者,则先觉谁属,匹夫行汤武事,置之大地革命历史上,各有千秋。
这个评价还算比较客观。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挽联云:「……革命若汤武,揖让若尧舜,悲悯若孔孟,救世舍身若耶佛……」前革命党人杨铨挽联云:「……视仲尼马克思鲁索皆如无物;……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18这样的评价,就有抬高乃至神化的倾向了。「奉安」期间的宣传话语,正是对此前已有的评价进行有选择的综合与提炼,进而形成一个绝无仅有的巨型政治符号。
  当然,南京国民党当局着意彰显一个至大、至德、至圣的「总理」符号,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孙中山本人永垂不朽。他们更希望借助这一神圣符号,来凝聚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增进新生的「党治」国家权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前述宣传要点和宣传大纲,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立意。宣传要点和宣传大纲一方面努力彰显孙中山的崇高和伟大,另一方面也极力强调国民党对孙中山开创的「道统」的承接,以及自己在当前和今后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承继总理的遗志、实现总理的主义、完成总理的事业,自应由总理所手创之本党领导民众共同奋斗」,「总理已逝,则确能保障与继续实行总理之一切遗志遗教者,唯有总理所手创所托付之本党,为能担负此大任。……故凡我国民,务须矢勤矢勇,必敬必忠,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始终坚决的拥护本党、赞助本党。」19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修改党章,党内设总裁,代行「总理」之职权20,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明确提出他「是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的唯一的正统的继承者」21,要求人们「像欧洲殉教徒一样」来「服从总裁」22。问题在于,以「总理」忠实继承者自居,挟「总理」余威而号令国民,如此权威自命的姿态和做法,是否能够收到国民党人预期的效果?显然值得怀疑。
四 仪式的推展
  在国民党人的控导下,纪念孙中山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制度化的准宗教仪式,与精神偶像的塑造和集体信仰的整合紧密结合起来,被用于加强国民党阵营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集权统一的党治国家的建构。
(一)总理纪念周
  早在1925年3月31日,国民党在京中央执行委员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的议案,并训令全党,以后每逢开会,应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全场起立肃听23。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再次训令全党,重申前述恭读总理遗嘱仪式24。
  1925年4月,「为灌输大元帅主义精神于各官兵头脑中永久勿忘起见」,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七条「总理纪念周条例」,要求所属各部于每周一上午十时举行总理纪念周,具体程序如下:向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默念三分钟,各官兵同时宣读孙中山遗嘱,官兵长演说孙中山的主义及革命历史。「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遗(违)等行为,一经查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25上述规定并非具文。到1925年5月15日,粤军总部的纪念周已经举行至第三次,仪式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亲自主持,并请顺道而来的汪精卫发表演讲26。这是国民党阵营中最早的制度化的总理纪念仪式。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正式通过如下决议: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场所应悬挂总理遗像,凡集会开会之前应宣读总理遗嘱,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27。随后,国民党中央又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八条,要求国民党各级党部、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由各级党部常务委员或各该地最高长官主持,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仪式(程序大略同前),以「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党员)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对于纪念周执行不力或有阳奉阴违等情事者,一经查觉或举报,将其应负责之常务委员或长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别议处。」28
  这些决议和条例,正式确立了总理纪念周仪式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法定地位。随着国民党逐渐掌握全国政权,这一仪式在全国推广开来,取得了国教仪式般的地位,不仅频繁出现于政治生活领域,还逐渐影响到社会生活领域。直到1947年4月,南京政权「行宪」之际,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各机关团体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免读国父遗嘱,不悬挂党旗29。
(二)谒陵纪念
  国民党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把中山陵建成一个开放的仪式空间。陵墓图案征求条例中规定,祭堂前必须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30,以便举行祭礼。1929年6月1日孙中山正式安葬,6月2日起陵墓开放三天,一时游人如织,途为之塞31。1929年9月,陵园管理当局──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颁布《谒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对游人开放32。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警卫处不完全的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谒陵者即有33.5万人,最多的月份达67,000人,最少的也有2,000人33。1932年谒陵者6.5万人,1933年11.5万人,1934年19.7万人,1935年24.9万人,1936年16.4万人34。
  众多谒陵者中,既不乏自发的、零星的游人,更常见的是有组织的谒陵队伍。孙中山正式安葬的第二天,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等要人就前往谒陵,在祭堂行礼35。此后,国民党当局借助组织途径,围绕中山陵持续展开了一系列近乎仪式化的行为。每年元旦、国庆节、孙中山忌辰纪念日、孙中山奉安纪念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国民党中央当局往往在中山陵举行大型纪念典礼,集体参谒陵墓,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特任官、在京各机关文官简任、武官上校以上官员都必须出席。特别是孙中山诞辰日、忌辰日和奉安纪念日,全国各地、各机关还要组织类似的纪念活动,少则几十上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近乎于宗教仪式。此外,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期间,或者遇上重大的临时事件,中央当局也要组织集体谒陵活动。各级党政军警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包括一些外地的组织,往往在其活动计划中安排集体谒陵项目。显然,国民党人想通过持续而大规模的谒陵纪念活动,使国人不断重温「总理」/「国父」的追求和期望,由此凝聚整个国家当前和今后的记忆和认同。  
五 实至名归
  在国民党当局主导和全方位推动下,到1930年代中期,「国父」形象已经实际建构起来;但「国父」名分的正式确立,却要到抗战期间。
  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各地的悼念活动中,「国父」称呼即被广泛使用。1925年3月21日,胡汉民等留粤国民党要人联名发布宣言:「今孙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36《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社论中多次称孙中山为「国父」,该报刊登的文章标题中也使用「国父」一词37。1925年4月广州举行追悼大会,国民党当局的祭文称:「……先生死而民国丧其国父,吾党亡其导师,世界弱小民族失其救星。」38各界挽联更是广泛使用「国父」一词。北京《民国周报》挽联云:「国父云亡……」上海华东公学追悼大会挽联云:「……四百兆人民同悼国父……」江苏吴江县震泽税务所所长崔荫芳挽联云:「……未竟全功亡国父……」江苏无锡追悼大会,共产党人秦邦宪挽联亦提及「追悼国父」;江西赣县茅店商界挽联云:「……皇天夺我国父,人群失了导师……」南洋麻厘吧阪中华会馆学校挽联云:「……薄海悲号哭国父……」华侨黄元标挽联云:「伟哉孙公,……惟华盛顿共享英名;呜呼国父,……与俄列宁同芳史册」39。可见国人已明确将孙中山与华盛顿、列宁相提并论,并誉之为中国「国父」。不过,该词此时尚为民间用语。即如胡汉民等人宣言中所言「国父」,亦不具备正规名称的性质。
  1929年孙中山正式安葬期间,国民党当局的正式文书中除了使用「总理」称呼,亦出现了「国父」一词,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标语「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正式祭奠文书中使用得更频繁。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榇从北京西山碧云寺起灵南运,南京当局特派迎榇专员林森等作〈奉移文〉云:「……维国父之弃世兮,忽忽乎逾四……」〈启灵告辞〉云:「……于穆国父,功侔汤武……」。灵榇抵达南京后停灵公祭三天,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提到「国之父,人之师」,〈国民政府诔文〉云:「……弘惟总理兮,先觉先知;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国民政府考试院祭文三次提到「国父」,〈监察院诔文〉云:「……国父殂丧,海咽山崩……」40。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作、发给各地于奉安期间使用的挽歌,歌词中不使用「总理」,而使用了「国父」称呼。可见,孙中山的「国父」头衔已得到事实上的承认,只是未经正式行文确认而已。
  「国父」名分的正式确立是在抗战期间。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陪都重庆召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领衔提议:「请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后应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崇敬。」41这一动议的提出背景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国民党人对孙中山的崇仰之情,也有藉此凝聚国人认同、激励抗战士气的现实考虑,还有汪精卫集团打着「实现国父遗志」旗号另立汉奸政权、混淆视听的特殊形势。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林森等人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议案42。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训令43:
案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远,宜表尊崇。兹经本会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在案。相应录案函达,即希查照,通令全国一体遵行。……合行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至此,孙中山的「国父」名分正式确立,并逐渐在各种正式场合和官方出版物中使用开来。  
六 被亵渎的「国父」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南京的汪伪政权,为了显示自己才是孙中山的正宗继承者,更加强调「国父」崇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强行接收北京协和医院,意外发现一盒孙中山内脏切片和腊块标本,还有一册临?照片。此系1925年该院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手术时暗中留下,孙中山家属、随伺的国民党人均不知情。汪精卫获知此事欣喜异常,1942年3月,专程派「外交部长」褚民谊与侵华日军首领冈村宁次等人交涉,将此标本带回南京中山陵安放44。汪伪当局为此大造声势,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国父遗脏敬谨安放礼」,俨然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的重演。
  1943年2月,汪伪国民党中央决定制定「崇敬国父仪式」的具体办法,比如拜谒中山陵时的严肃礼节、群众集会时「向国父陵寝遥拜」、外宾到达南京时首先赴陵园参拜等,通令「全国」一体执行。此举的理由是45:
中华民国之产生,出于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手,故国人尊之为国父,允宜万方崇拜,中外景仰。惟崇敬之道,首重仪式……盖如是可使因崇敬国父之伟大人格而尊重中华民国之国格,服膺国父的思想而尊重三民主义的思想,匪特徒重形式之景仰而已。
  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一样,汪伪政权定期组织「国父逝世纪念」、「国父诞辰纪念」活动,而且相关程序更加细致。比如1943年11月的「国父诞辰纪念」,汪伪国民党中央要求「全国」同时举行纪念仪式,「礼节悉依中央祭典,由广播电台传达(唱国歌时全国同时齐唱)」,来不及参加礼者「于规定祭告之时间一律须就所在地肃立致敬」46。这种仪式,与帝制时代的祭祀典礼颇为相似,均为一种对秩序的主观想象。1942年,汪伪当局成立了「孔庙管理委员会」,人员、经费由「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兼任,负责南京朝天宫孔庙的管理。并且规定,每年举行春、秋两次祭孔典礼,其组织工作、程序安排、具体仪式,均与纪念孙中山诞辰、逝世的活动类似47。当然,如此细致的程序安排,并非真的为了崇仰「孙圣人」、「孔圣人」,而是想通过这种步调一致的仪式行为,将「全国」、全体被统治者纳入高度纪律化的体系之中。
  汪精卫甚至亲自为谒陵活动开列具体注意事项。1943年3月12日,汪精卫手令伪国民政府参军处48:
本日在国民革命烈士礼堂行礼后绕行灵座时语音嘈杂,秩序紊乱,殊失肃穆严敬之仪。以后如遇祭孔庙、先哲祠、国父陵寝、先烈祠时,应注意事项如左:……(三)在国父陵寝礼堂行礼后绕行灵榇一周时,必须注意以下数点:(1)一人一列先后相随,不可二人并列,尤不可由后蹿进及由旁闯入;(2)行步时步履宜轻,步武宜迟速维均,(3)至寝门口一鞠躬,由门右入绕行一周立即退出,不可停步,出至寝门口一鞠躬,由门左出,立于礼堂原处……
一个政权的最高首领竟然专注于如此琐事,汪精卫及其政权此时的实际状态已可窥见一斑。
  综观汪伪时期的「国父」崇拜,虽然有着特定的政治背景,但它与整个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崇拜是一脉相承的。经过十余年的累积,这种崇拜已经成为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具备了惯性的力量,对当下政治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汪精卫处处突出「国父」这块招牌的原因。「国父」崇拜走到如此形式化的地步,且沦为汉奸政权的护身符,被抬到九天之上的「国父」孙中山倘若有灵,不知复将作何感想。不过,汪伪政权愈是强调对「国父」的崇仰,就愈加暴露出自己虚弱的实质。
七 比较分析与思考
  对于国民党人主导的孙中山崇拜,还需要借助于更宽泛的背景,即世界范围内的领袖崇拜现象,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势和国家认同情况,才能看清其意义和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领袖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讨论近代民族主义时指出的,存在着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真实的、自发的民族主义热情」,一种是「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49。领袖崇拜也可以这样来看,即既存在着自发的领袖崇拜,也存在着「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领袖崇拜灌输。
  自发的领袖崇拜,是指存在于社会本身、普通民众之间的对于英雄人物的崇仰,这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和行为,近代美国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崇拜的兴起即为典型。按照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分析,一方面,刚刚建立的美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也没有古老的英雄传说,「亟需一个崇高的、值得崇拜的民族英雄」50,来充当正在形成中的美利坚民族的象征。另一方面,商业头脑对这种社会需求把握得很准确,并积极将民族认同的需要与商业利益的追求结合起来。最早将华盛顿生平事迹加以神化的威姆斯(Mason Locke Weems),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愿意努力,你就可以用老乔治的骨头赚很多钱」51。商业利益与民族认同的结合,催生了华盛顿崇拜并推动其持续进行,在增强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增进美利坚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所谓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则是政治集团甚或政治领袖个人本着扩大政治影响、增进政治权威的目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种种宣传,或者倡导各种公共性的行动,来树立某个领袖人物至高无上的政治形象。反观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崇拜,其兴起纯为国民党中央的创制、发动,其进行亦基本由「党」、「国」一体的国民党当局所主导、推动,可谓「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的典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开始推行一系列措施,试图通过孙中山崇拜来统一党员的意志,巩固党的力量。党内一些权势人物,也希望利用「孙中山」这一符号背后的文化资源来加强和巩固现实的政治权威。于是,孙中山崇拜热潮在国民党内部迅速升起。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又试图通过孙中山崇拜来整合民众信仰、塑造「党国」权威,于是将它推向全国,使之成为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正因为此,孙中山崇拜表现为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征,民众的自发性、主动性在这里缺席。与其说这是一种大众崇拜,还不如说是国民党中央对其党员和国民的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
  当然,这种自上而下的孙中山崇拜,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一方面,孙中山逝世后处于内忧外患的国民党,需要统一党员的意志,加强政党自身的凝聚力,以实现孙中山的未竟理想。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认同仍处于建构过程中。既然传统的民族英雄,乃至上古神话当中的黄帝,都可以作为这一建构进程的文化资源;作为「倡导共和,肇我中夏」52的开创型伟人,孙中山当时就被认为堪与美国华盛顿、俄国列宁媲美,他的事迹、思想和形象当然是建构新式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本此意而利用之,确实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但问题在于,倘若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灌输,纯为形式化的运作,并且以政党,甚至是党内少数权势人物的自身利益为重,其积极意义便大受限制,甚至适得其反。对此,1928年舆论界的一番警告颇值得玩味53:
……中山在历史上,已自有其不朽之地位。故关于中山个人者,盖棺论定,不劳赘述,不但吹毛求疵为不可,即歌功颂德亦不虚也。察自国民党取得政权以来,一部分人之于中山,有非偶像化不止之势。……凡言纪念者,须纪念中山先生之精神,纪念其革命性。……凡自命中山信徒者,苟不泯私从公,以中山之精神奋斗,则转盼又成落伍者,而中山之不朽则自在也。是以愿党政军各界,其凛然瞿,其瞿然兴,其勿以为形式上崇拜中山,便足获人民信任。其打倒一切虚荣利己之病根,而为人民大群尽公仆责任,庶几为所以纪念中山之道,亦为保持自己个人政治的生存之道也。
这段话可谓鞭辟入里,语重心长,不仅指出了怎样才是对已故领袖的真正纪念,更重要的是,对「革命之后」的「革命党」提出了诚挚的忠告。对于一个以谋求国家和人民的独立、自由、平等、幸福为标榜的政党而言,这种忠告是难能可贵的。但从此后的事实来看,国民党并没有接受这一忠告,依然将孙中山崇拜作为手段,试图通过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来建构国民对「党国」的认同。可以说,政治文化方面的僵硬和固步自封,是国民党最终沦为「落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 国内以往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以南开大学刘泽华、天津师范大学徐大同等学者为代表,主要侧重于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反思。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在政治符号、形象、仪式、纪念物等方面,已有研究比较薄弱。汉语学界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见诸如下论著: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李恭忠:〈丧葬政治与民国再造──孙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见本期,页88-100。   
2 汪利平有所尝试,但仅涉及1920年代末国民党人的部分纪念行为。Liping Wang, "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21, no. 1 (April 1996): 23-63.    
3 参见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溯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4月号。    
4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日、4月2日、4月5日、4月21日。     
5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     
6、7、8、9、10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页654-56。    
11 参见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2、13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号(1929年9-10月)。   
14 关于孙中山奉安大典过程中体现的孙中山崇拜及其政治文化意蕴,参见注1李恭忠:〈丧葬政治与民国再造〉,第四、五章。   
15、44 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页328;520-521。   
16、19 《中央周报》,第50期(1929年5月20日)。    
17、18、39 刘作忠选编:《挽孙中山先生联选》(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页474;477、303;89、155、216、213、352、186、466。    
20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页484。   
21 林桂圃:〈党义课程应包括总裁言论〉,《中央周刊》,第2卷第15期(1939年10月31日)。    
22 转引自李良玉:〈抗战时期的新道统思潮〉,《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23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4日。    
24、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页116、325、370、371。   
25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7日。   
26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5日。    
28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总理纪念周详解》(杭州,1929),页3。     
29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页630。   
30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31、35 《申报》,1929年6月2日。    
32、33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编:《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南京,1931),法规部分页32、统计部分。   
34 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1-247。   
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四辑(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页266。   
37 〈山口洋追悼国父筹备之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8日。    
38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追悼孙中山先生增刊。   
40 总理奉安专刊编纂委员会:《总理奉安实录》(1930),页75、76、77。   
41 转引自林友华:《林森评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页243。   
42 《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14期(1940年4月6日),页13。   
43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245号(1940年4月3日),页11。    
45 (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致(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1943年2月13日,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2-21。   
46 (伪)国民政府训令(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1943年10月29日,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2-21。    
47 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2-22,「孔庙管理及祀孔」。   
48 (伪)国民政府参军处致(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1943年3月15日,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2-21。    
4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114, 163.     
50、51 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着,谢延光译:《美国人:建国的经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页530、536。   
52 段祺瑞悼词用语,见《晨报》(北京),1925年3月13日。   
52 《大公报》(天津),1928年11月12日,社论。 
 
 
李恭忠 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二十一世纪》(
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总第八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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