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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飞:民主转型战略选择理论研究综述
来源:公法评论首发 作者: 时间:2009-09-04 点击:

维基百科这样定义战略选择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外在环境的势力和变量活力十足,而商业战略受到这些因素之间互动的影响。[1]
政治理论中的使用战略选择理论,是与对民主转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可以从客观与主观两个路径来解释民主化。客观路径的解释是以某种决定性的力量,而主观性的解释则采取某种非决定性的力量。按照这样的划分,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进化论解释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属于客观路径。与此相对应,转型解释和政治文化解释则属于主观路径。
以解释模式为标准,解释民主化的战略有两类:宏观取向和微观取向。宏观取向的研究注重探寻客观条件,例如经济和社会条件,使用决定论的语言。微观取向的研究把注重力集中于政治本身而不是政治之外的东西,集中于政治行为者及其战略,强调利益和洞察力,把问题看成是关于可能性和选择的问题。 
     根据以上分类,对于民主转型的研究所采用的是主观进路,解释的战略则是微观取向。这个分类同时也是战略选择理论模式被运用于民主转型研究的理论背景。然而,就具体的、更为细致的对于战略选择理论模式的探讨则是首先从企业领域中的开始的。
战略选择理论在商业中是作为组织理论被提出来的。约翰·柴德在1972年发展出战略选择理论。在这个概念中,裁决者的融入是新的。柴德把这群管理者成为主导因素的联合。概念的结构涉及决策者通过一个三步的过程达到组织决策及/或战略选择。1.对现有环境的评估;2.找出外在战略;3.达成内在战略。[2]
本文首先简单对战略选择理论在企业中的运用做一简要的讨论,并试图概括出这个理论的一些特点。以此为前提,本文分别探讨了民主化转型中、战略选择理论的两种类型:政治精英理论为基础的战略选择和以企业家理论为基础的战略选择理论。
一、企业关系中的战略选择理论

(一)奥地利经济学派关于企业的理论

1.方法论的主观主义及个人主义

主观主义是奥地利学派的最突出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它们研究人类行动总的途径,该学派许多独特的看法正是来自主观主义。
奥地利学者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对外部物质和社会世界具有感觉、理解和知识,并用来指导和塑造行为。作为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信息匮乏和认知能力的限制,都是在他主观认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我们不考虑人类的感觉、知识和计划,我们就不能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因此,主观主义的核心要点是:社会科学的解释必须从行为者的主观心理状态出发,这需要社会科学家认真地对待情景和理解的作用,并认识到正是行为者的主观感受驱动着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客观的现实构成了这种状态的基础。奥地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一般均衡理论的效用最大化是决定论的,它没有为真正的主观行为留下任何空间,在这种理论中,行为者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选择。[3]
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熊彼特在1908年命名的。其含义是所有的社会现象原则上只能用个人的特征、目标和信念来解释。对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者来说,自发秩序的演进是由主观感受所驱动的行为无目的地社会结果,因此,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必要补充。
2.市场过程的不确定性

      奥地利学派对市场持有一种过程的观念,市场过程是由制度框架所维系的自发秩序,它是在个人行为者面对局部无知和变化不能预料的情况下通过交互作用而“突现的”。
因此,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来说,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内生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本质上对未来的无知和无尽的开发的理论框架;在这里,急剧的变化、新奇、适应性、选择等等变得特别有意义,从而不存在均衡方法所设想出来的虚假的问题,企业家作用特别是其动态的发现过程置于中心位置,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主观的、个人的、异质的分散的意会性知识。[4]
(二)工业经济关系中的战略选择理论

1.传统工业关系的模式

战略选择理论是当美国的工业关系迅速变化时发展出来的。在那个时期,因为绝大多数与影响的理论是在美国工业关系的实践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被提出来的,其结果是过于静态。津济舍斯基的研究发现,当体系的基本参数开始变化时,它们无力解释行为。例如,当乐普的体系模式在1960和1970年代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这个模式中有一些反常现象。[5]

首先,这个模式不能预测在其之后工会的衰落,而传统的模式假设劳动工会在他们的雇佣关系中是一个常量。第二,传统的模式假设存在一个一致同意的意识形态。但根据这些模式,我们不能说明在工业关系中、管理上的价值、战略及行为是否变化。第三,传统的工业关系模式把管理看作是对工会要求、压力及提议的回应。但是有许多管理上的提议和变化影响了美国工业关系的转型,而他们是发生在管理之中。因此,他们通过发展出战略或者说战略选择的概念给工业关系理论注入了一个更具活力的因素。他们试图表明,工业关系的实践和结果是由环境压力、工会领导、工人和公共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塑造的。

2.战略选择理论的研究路径

战略选择理论是从考虑外在环境中那些影响雇佣关系的相关力量开始的。变化着的外在环境促使雇主在他们竞争性的商业战略中做出调整。在做出这些调整时,考虑过的选择范围被过滤、限制,为的是与关键决策者头脑中固有的价值、信仰和哲学取得一致。因为选择也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和制度结构,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可行的可能选择部分地受到先前组织上决策的产出及当前在工厂内部以及它和任何工会、政府代理机构或者与它打交道的其他外在组织之间的权力的分配。[6]

因此,工业关系的过程和产出是由环境压力和组织上的反应之间不断展开的互动决定的。环境或各方反应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因此,劳动或产品市场的变化并不单独产生作用、或者以一种独特或决定性的方式运作。这样,劳工、管理层及政府各方的选择和裁决影响了工业关系体系的过程和结构。同时,历史在塑造可能的战略调试之幅度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3.工业经济关系中的类型

根据津济舍斯基的研究,工业关系中关战略选择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一些几类。
首先,一些经验性的研究得以进行,以确定工业关系体系的转变是战略选择理论中所暗示的那样。
其次,一些田野研究或个案研究得以展开,以检验战略选择理论。
第三,一些利用统计分析的测试假设的研究也得以开展。它们弥补了每一个案研究中普遍性的局限并为战略选择理论提供了可靠性。
概而言之,学术界已展开了大范围的研究以检验战略选择理论。虽然每一理研究都有其方法论上的局限,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促进了战略选择理论的巩固和测试,提供了重要的结果并弥补了各自的缺陷。
它意味着这个理论处在演化中,通过热心的工业关系研究者的努力,学者们能建立起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论。
二、战略选择模式的政治精英理论路径

(一)政治精英与战略选择理论

1.政治精英的分析路径

战略选择理论是政治精英理论在政治转型研究中的运用。[7]
战略选择理论首先关注统治精英与反对派精英直接的关系。按照精英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主导、控制社会的统治精英与争取自主、自由的反对派精英,统治精英与反对派精英之间的冲突、斗争以及它们在政治舞台上更替往往会使社会朝向更为多元化、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促使社会不同趋于民主化。
其次,战略选择理论分析了统治精英内部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许多转型学者研究的重点。在战略选择学者看来,政治转型主要是统治精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政治转型的动力来自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分歧导致的政治对立。统治精英内部的不同派别基于自己的利益与政策主张,各自联合相应的力量,根据特定的主张形势制定不同的政治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结果表现为政治转型的实际状况。
在民主转型的研究中,以政治精英理论来进入战略选择模式的代表是特里·林恩·卡尔和菲利普·施密特,他们在《拉丁美洲、南欧和东欧的过渡方式》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战略选择模式的要素及涵义。
2.政治精英理论与战略选择

政治精英理论认为认为,精英(指的是统治精英,“是由那些曾经、正在或将会拥有权力的人物构成”,是一个集团,一个“权势重大的群体”,“包括家族、金融联系、血统渊源等等”)是政治权力生活中永恒的推动力,必须以它为核心才能理解政治过程的本质和走向;民主化转型是政治精英战略选择行为的结果,转型动力来自于原统治精英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由于政策分歧而产生的派别对立。[8]
  

(二)政治精英理论进路的关注点

特里·林恩·卡尔和菲利普·施密特主要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战略选择模式的理论背景。

1.“创始契机”的问题

这两位学者采用归纳法来观察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经验。他们发现微小的差异和一些次要的选择很可能产生重大效应,并把一种制度引向全然不同且持久不变的方向。根据这个发现,他们对传统民主化概念所作的重大修正,认为并不存在着导致某种民主化后果的唯一条件。因此,民主化研究必须寻求对民主政体可资以出现的各种不同情况,达到一种依实际经验而定的、合情合理的理解。
契机问题涉及主观意图及各种不确定要素,如战略抉择、变动不居的联盟关系、新出现的过程以及从一种政权过渡到另一种政权的顺序等方面。与传统的客观化研究方法不同,政治精英的研究方法把民主化看作复杂的历史过程,可以分解为不同的阶段,如过渡、巩固、坚持、以及最终的失去巩固。

2.应变与可变性

战略选择理论强调在既定环境中,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政治精英理论看,应变(Contingency)后果较少取决于围绕围绕常规化行动的客观条件,而较多依靠围绕独特的战略抉择所作的主观评价。具有强调集体决策和政治相互作用的优点。当然,政治精英理论也看到了唯意志论的危险,提出明确地限制与具体的过渡时期和最终置于结构—历史的约束框架之中。
3.可比性问题

他们在对南美民主转型的研究中,显然意识到了结论的可比性问题。在对南美的研究中,他们把每一案例都在视为独立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国家对过渡方案的选择受到控制,以至后果可归因为某个外来“霸权”国家的影响。结论之一是,外部因素的作用比较小。这一假定不适用于东欧和中美各国,因为南欧和南美各国的过渡方式都施加了“自我限制”,东欧和中美各国的经历则不一样。
两位学者对南美民主化转型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讨了下述假说,从独裁统治到民主的过渡所取的形式,是民主制能否出现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把以前的精英继续统治政治生活的情况同他们的地位已为群众运动所取代的情况加以区分,还把行为者选择的战略是多边妥协还是单方面的强加加以区分,我们得出的结论最可能导致政治民主的是“依靠协定过渡”,其次为“依靠强加过渡”。[9]

(三)政治转型的进程与战略选择理论

1.政治转型的方式与路径

特里·林恩·卡尔和菲利普·施密特从政治行为者的战略变化来划分政治转型的属性空间。他们认为,政治行为者的战略选择促成转型,而战略的具体内容导致政权变革的具体形式,相信“行为者及其选择的战略界定了转型从而发生的基本属性空间,而两者(战略选择与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具体结合方式则界定会发生哪一类的转型”。由此出发,卡尔和施密特以转型过程中纯粹采取强制的战略到完全多变协定的战略为一个坐标,从转型的动力是来自下层社会还是上层集团为另一个坐标,构造了一个矩阵图。[10]
                           
2.政治转型的理想类型

根据这个矩阵图的两个坐标之间的关系,两位学者排列出了政治转型的四种理想类型:一是协定,即转型是由各派精英经过协商而达成多变协定;二是强加,即精英分子使用武力推推翻掌权者而单方面有效地促成了政权转变;三是改革,来自社会的下层群众被动员起来,把政治妥协的结果强加于现政权而无需诉诸暴力;四是革命,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以前的统治者。在这四种类型之间存在着更多的混合类型。现实中发生的政治类型,大多数是以混合形式表现出来的。
过渡时期的政治前途极为不稳,它要受到难以预见的不测事件、正在展开的过程和非故意的后果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正常”约束似乎暂时归于无效;行为者常常被迫在思路未清时便仓促作出选择;他们往往缔结短命的和机会主义的联盟。[11]
三、战略选择模式的企业家理论路径

与战略选择的政治精英理论理解不同,赫希曼、普沃斯基、及唐奈尔在对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则采用了类似于企业研究中的战略选择模式。赫希曼·O·阿尔伯特1965年著的《改革交易的模型》,普沃斯基·亚当在1986年著的《民主化转型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唐奈尔·归勒姆在1985年著的《当代拉美民主巩固研究中的注解》可视为这个路径的代表作。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科学教授:大卫·科利尔及德波拉·L·诺顿在1992年合写了《 拉丁美洲政治变化中的战略选择模式》一文,评估了战略选择理论模式在拉丁美洲政治研究中的运用。[12]
两位作者讨论集中在赫希曼对“改革交易”的分析、普沃斯基对于民主转型的“关口”模式,以及唐奈尔的民主巩固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得到了检验,包括行动者的界定、分配的偏好、联合的关口、对于既定产出可能性的认知以及改变这些产出实际发生的和预计成本的努力。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拉美研究领域更为熟悉的视角因此得以探讨。这个模式特别强调了不确定性以及政治领导人对不确定性的创造性利益。然而,它们与其他的传统研究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一)战略选择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1.战略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企业家理论进路对于战略选择的分析路径是一个建立在个体选择模式上的分析视角,它关注塑造决策场域的战略。这个路径与理性选择分析及博弈理论有着紧密联系。理性选择分析可以被理解为假定行为者根据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作出选择这类路径的一个宽泛标签。博弈理论是对明确关注行为者互相依赖的分析更为专门的标签。与博弈理论类似,战略选择模式涉及了行为者、其他游戏者如何行为的博弈,但这个路径同时强调影响这些游戏者选择的努力。与博弈理论相比,战略选择分析趋于更少的形式化,利用的前提假设也更少。
2.战略选择理论的组成

在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进路中,战略选择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选择和战略。通过个体选择,这个模式强调了行为者的裁决。经济、文化、制度都不会完全限制行为者。这个模型不包含政治产出绝对的外在决定。很明显,选择受到场域和场域中变化的影响。但最终,行为者的裁决意义重大。一个战略是一种用以增强取得某些目标,比如改革或民主可能性,之行为的集合。战略在连续性和意图上会有不同,其范围包括从单个、独立的决定到复合的、相互影响的一套选择。无论复杂性和连贯性的程度如何,战略的每一部分包括了目标导向的选择。政治产出来源于不同行为者战略选择之间的互动。
3.战略选择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企业家理论进路重视的是未知性、不确定性对于参与者决策的影响。大卫·科利尔及德波拉·L·诺顿强调,在很多方面,战略选择路径关注实际政治中的“平淡之处”。它建立在政治生活中相对说来比较明显的事实上。比如,政治领导人建立联盟以促进他们的目标,领导者应该在赢得或留住支持者与激怒反对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必要时使它成为一种非零和关系。
以此为观察工具,他们看到了对于拉美政治传统研究模式中的缺乏,没有一套系统程序来把惯见到政治现象与对拉美领域理论化的社会科学联系起来。这个受到检视的模式值得注意,恰恰在于它们提供了这样的联系。
(二)战略选择模式所用的建筑材料

两位学者比较了赫希曼、普沃斯基和唐奈尔三人在拉美政治研究中所使用模式的不同,这三种模式既在实质性的重点上不同,又在他们所利用的专门材料上有差别。
赫希曼关注的是,政治领导者如何通过塑造政治联盟,特别是通过影响特定的产出,比如革命,预知的可能性来增大改革的可能性。他既考虑赞成或反对一个单一改革的决策,有关注两个改革同时考虑时所出现的联盟式选择。这允许引进联盟转换和交易,也即在不同的事情上交换支持这样的战略。
普沃斯基对于威权主义解体的分析是通过考察促进这样一种解体的风险进行的。如果威权政权很强大,反对政权的风险会很高。然而,一旦政权开始动摇,风险就下降。进一步说,当政权解体的关口临近、政治进入成为可能时,反对派行为者面临着行事太晚、而非太早的风险。普沃斯基的模型关注这些风险,以及当解体到来并过去时、对风险认知的变化上。
唐奈尔的模式检视了在威权主义转型以后的这段时期,并探讨了民主巩固及重新回到威权主义的战略。如同普沃斯基一样,唐奈尔关注关口(threshold)。但在这个情形中,目标在于阻止赞成解体的联合到达危险规模。他不仅分析那些赞成解体者主观上的成功可能性,而且探讨了其他有可能影响行为者支持潜在政变的成本和收益。总之,象赫希曼和普沃斯基的一样,唐奈尔的模式关注以改变选择得以进行的场域为导向的战略。
在大卫·科利尔及德波拉·L·诺顿的研究中,对于战略选择模式的不同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13]
1.行动者及优惠分配(Actors and Preference Distributions)

普沃斯基区分了三种界定行为者的路径。第一种关注与相对传统式的机构、阶级和社会部门有联系的团体和组织;第二种路径是“优惠中心”,直接通过他们的战略立场来界定行动者;第三个路径关注风险厌恶。通过建立在优惠中心的视角之上,它强调了行为者捍卫他们立场的坚定性。
普沃斯基采取了第三种路径,把风险厌恶当作他的中心议题。他特别运用了风险厌恶的程度来区分赞成及反对民主转型的行动者。相反,唐奈尔和赫希曼则主要运用了第二种路径,即优惠中心的路径。
2.关口(Thresholds)

联合形成中的关口,以及对于这些关口位置的确认,这些同时是唐奈尔和普沃斯基分析的中心。对于普沃斯基来说,关键关口在于这样一个点上:联合包括了“必须且足够数量的行为者、以促进朝着自由化运动的成功”。唐奈尔的博弈版本与此类似。在面对关口时,行为者对他们立场关注本身激发了特定种类的行动,没有人愿意站错队。
3.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ies)

影响“中立”行为者决定是否加入一个特定联合的关键因素是,他们对于其成功可能性的认知,换句话说,在于它的主观可能性。在建立联合的博弈中,将来产出的真实价值及取得他们的可能性难以预料。虽然博弈者在老虎机中可以精确计算不同产出的可能性,但政治游戏没有如此精准的可能性。行为者必须尽其可能地判断联合,这有赖于他们的认知。因此,考虑加入联合的行为者决策的基础不只是建立在“客观”形势上,而是同时建立在他们对于形势的认知、以及他们对于未来发展不可避免的预测上。其他希望影响他们决策的行为者会寻求改变这些认知。
4.变动的成本(Changing Costs)

可以通过改变成本和收益来影响产出。在民主巩固的游戏中,资产阶级和军队都可以被阻止,不至发展成为保守派的模型。如果他们已经处在那个模型中,至少可以阻止他们采取朝着民主解体的中间立场。
5.信号与沟通(Signals and Communication)

对于行为者的估算而言,产出的主观可能性至关重要。对于成本和收益的主观评价同样重要。传递信号或沟通的过程极大影响了这两类主观评价。在民主巩固的例子中,巩固者不仅要改变成本,而且要宣传改变。
导致政治选择的认知,部分建立在专门的信号上。通过信号、以及对信号的支配,行为者可以改变决策所依赖的认知。
(三)对于企业家进路的评估

如同政治精英理论进路一样,战略选择模式在企业家理论进路的运用同样受到限制。大卫·科利尔及德波拉·L·诺顿从对于场域的契合性、与其他研究传统的关系,以及限制和选择三方面来评估了这个模式的有效性。
1.对于场域的契合性

在一些环境中,这些可能不适合。尽管模式中所分析的宽泛主题(改革和民主)是拉美政治中的永恒话题,这个模式的形成与特定的场域有关。
2.与其他研究传统的关系

首先,唐奈尔对威权主义的兴起与演变的探讨常常被看作是、在采取结构主义视角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常见的一种阶级分析的形式;其次,唐奈尔的早期作品比后期作品带有更多的决定论色彩;第三是资源的问题,战略选择模式强调了行为者可以自行裁决,然而,裁决的范围有赖于资源及对资源的限制。
3.限制和选择

尽管有这些交叉处,结构路径与战略选择模式的确在追求一些不同的东西。与结构传统内部的一些研究探讨结构性的限制不同,这些模式把低可能性看成机会。因而,战略选择模式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鼓励由赫希曼所倡导的可能主义视角。它降低了限制的重要性,转而关注结构性变化的可能性。

  总结:战略选择理论是作为组织理论、首先在企业中发展出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是它的理论基础。由于主流企业理论不能解释在变化不居的市场过程、企业的行为,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家理论,战略选择理论也随之被引入了对工业关系的研究中。在政治学界,随着对拉美政治转型研究的深入,战略选择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个模式内部,又有政治精英理论和企业家理论两种研究进路。
注释: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rategic_Choice_Theory。

[2] http://www.economy-point.org/t/theory-of-the-strategic-choice.html。

[3] 项后军:《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研究》,第25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

[4] 同上,第27页。

[5] 津济舍斯基:《工业关系中的战略选择理论》,参见https://classshares.student.usp.ac.fj/MG309/MG302/C%20-%20Handouts/Strategic%20Choice%20Theory%20in%20IR.doc 。

[6] 同上。

[7] 陈尧:《新威权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第1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 田雪梅:《“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中政治势力博弈模式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01期。

[9] 特里·林恩·卡尔和菲利普·施密特:《拉丁美洲、南欧和东欧的过渡方式》,第40页,《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年第2期。

[10] 同上,第34页。

[11] 同上,第27页。

[12]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4, No. 2 (Jan., 1992), pp. 229-243 ,
Published by: Ph.D. Program in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3] 同上,pp23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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