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毛润之1917年信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
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
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
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
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
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
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
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
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
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
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
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
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
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
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
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
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
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
不徒在显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
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
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
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
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
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
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
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
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
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
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
开,则沛乎不可御矣!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
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
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
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
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
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
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
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
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
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
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
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
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
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
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
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
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
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
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
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
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
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
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
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
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
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
德、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
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
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
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
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
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
只顾目前□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
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
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
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
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
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
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
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
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
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
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
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
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
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
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
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
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
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
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
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
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
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
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
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
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
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
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
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
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
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
法。润之

黎邵西(人民日报海外版)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在的预科一班,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历史教员。
   他,中等身材,看上去比较清瘦,平时着一身蓝士林布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戴一副玳瑁眼镜;讲课语言和缓,虽讲究词藻,亦不失风趣幽默,于温文尔雅中,透出一种飘逸俊秀的学者风范。
   他,就是黎锦熙,字邵西,又名鹏厂,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也就是今天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湘潭文史》载明:在现代史上,湘潭曾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家庭,兄弟姊妹共11人,均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这就是湘潭长塘黎氏———黎锦熙的家。黎父培銮,字松庵,前清举人,终身不仕。在众多的子女当中,黎锦熙居长。
   黎锦熙4岁时,父亲便为他延塾师来家设馆,塾师就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妻弟王仲言先生。其时黎锦熙年纪太小,人矮得爬不上凳子,齐白石与黎父松庵先生交好,又常来黎宅看望妻弟,往往是他把黎抱上座位的。黎锦熙自幼聪慧过人,乡人有“神童”之称。10岁就参加了家乡民间组织的“罗山诗社”。12岁起写日记,此后终身不辍。赋诗、作画、治印、吹箫,全都爱好,1905年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中秀才,时年16岁。塾师王仲言曾对人说:“邵西聪颖过人,他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要不是废了科举,他是会金榜题名的。”
   1906年,年方17岁的黎锦熙只身来到长沙,假曾国藩祠堂为活动地址,以“致良知”为宗旨,以“牺牲个人,努力报国”为原则,组织“德育会”。不料触犯官府禁令,要捉拿他,幸早得讯息,逃匿回乡,旋赴北京考入铁路学校,不久学校焚于火灾。于是又回长沙,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其时19岁。
   1912年,黎锦熙以优等成绩毕业于“优级师范”,被新任湖南督军谭延聘为秘书,到职后不几天,有感于衙门的复杂,政情的诡谲,坚辞不就。于是改办《长沙日报》,任总编。持论常与当政不洽,报社改组,他也被挤了出来。接着,他又创办《湖南公报》,仍任总编,写社论、时评,博得热血青年一致好评。由于黎锦熙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他在来到师范任教之前,便已誉满长沙城。
   1913年,黎锦熙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员,在毛泽东所在的班级———预科第一班教历史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尊崇。
   毛泽东是个“报迷”,早在湘乡驻省中学和省一中就读时,便是《长沙日报》、《湖南公报》的热心读者,因之对这些报纸的创办人黎锦熙早有耳闻,特别是黎锦熙那不凡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更令他倾倒。及至他与黎先生在课堂见面时,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不过,毛泽东万没想到:这位名重一时的先生,竟是这般年轻、随和、可爱,不由更平添了几分钦佩。
   与此同时,年轻沉静、体态和气质与众不同的毛泽东,也很快就引起了黎锦熙先生的关注。黎锦熙后来在追述毛泽东在第四师范读书时的仪表和举止时说:在当时的学生中,毛泽东个子很高,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从不浮躁,只是一双眼睛灼灼有光。他衣着俭朴,一望而知来自乡间。课间休息时,从不和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观察。那时,毛泽东就表现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3岁,两人年龄相仿,加之又是湘潭小同乡,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他们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
   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黎锦熙仍任历史教员。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他任主任,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又附办刊物《公言》,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并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报道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引人注意。毛泽东也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黎先生抄写文稿。
   后来,“宏文社”在长沙“李氏芋园”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研讨新思潮。学生中,毛泽东、蔡和森等都加入了这个学习小组,经常前往“李氏芋园”听黎锦熙、杨昌济等先生讲授哲学,参加学术讨论。
   正是在这师生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黎锦熙的友情,与日俱增,并从此保持了一生一世。

   黎锦熙在治学和做人方面,曾给早期毛泽东以重大影响。毛泽东在后来与黎锦熙通信中,称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风范永存,仰之弥高”,就是兼指这位良师的品行、才学和思想见解而言的。
   黎锦熙很赞成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精神。作为师范学校的先生他收入不薄,虽无恒产,但也从无窘困之忧,可仍以“吃得菜根百事可做”自励,从不“暴殄天物”,奢侈浪费。衣服破了,补了再穿。他不喜欢奢华靡费,却也不悭吝小气,他的学生凡是贫寒求助的,他莫不援之以手。他喜欢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常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思。他曾经对毛泽东讲,刻苦俭朴的生活,能够磨练人的意志,培养人不畏劳苦、战胜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成大器者不可缺少的。
   黎锦熙的这些品质,影响着他的学生毛泽东。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纪念馆内的《讲堂录》里,便写有这样一些富有哲理的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便是毛泽东当年在一师听黎先生讲课时记下来的偶感。
   以老师作榜样,毛泽东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在长沙读书期间,总共用了160块钱,其中1/3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也多是买了书籍和杂志。在长沙五年半的师范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惟一例外的就是到长沙火宫殿买臭豆腐吃。解放后,他曾经风趣地回忆说:“火宫殿的臭豆腐很好吃,它有三个特点:闻着很臭,看着很脏,吃着很香!”
   毛泽东的衣着朴素也是出了名的。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棉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惟一的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是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季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那个时代的先生,大都受封建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多以衣帽取人,对那些衣衫寒酸、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常常冷眼相看。黎锦熙则不然,不仅未因毛泽东的艰苦朴素而瞧不起他,相反更看重他,在日常交往中,主动摒弃师生的等级之别,将毛泽东引以为最知己的朋友。
   黎锦熙执教不愿囿于旧的章程,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他在历史教学中独创的图表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别的同学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字更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毛泽东在这方面深受老师的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著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黎锦熙学识渊博,著述等身,许多学科领域均有精湛的造诣。他出版了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著作,其中《新著国语文法》一书,迄今为止已先后印行26版之多。他不只是著名的学者,同时又是诗人,著有《邵西诗存》;他又不只是诗人,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留在人间的翰墨真迹,笔力遒劲秀拔,颜筋柳骨,人们把它视之为无价之宝。
   黎锦熙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他的人生简历上,赫然写着:早年,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员,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中国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抗战时期,历任西北临大(联大)主任教授,西北师院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续任北京师大教授、系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一、二、五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届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
   观其一生,盖棺定论,无论是治学还是立身,他都堪称一代师表。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因此,在一个时期他们两人几乎到了须臾不离的亲密地步,这是全校师生人所共知的事。
   对此,黎锦熙在他1915年4月至8月所记的日记中及后来撰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中,已作了翔实的记载。在1915年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在北京工作的黎锦熙一共写过6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坦诚相见。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
   毛泽东给黎锦熙6封书信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
   之一:直言劝友。1915年秋冬之交,袁世凯收买一批政客,大造复辟舆论。当时,黎锦熙受聘初到北京,社会上有人误传他也被袁世凯罗织。毛泽东担心黎卷入复辟逆流,出于对老师和挚友的关心,他于11月9日给黎去信进言,恳切地规劝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潜龙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劝他不要为人收买,请他“急归无恋”。
   之二:疏通误会。毛泽东给黎锦熙寄去上一封信以后,在另一位老师杨昌济先生处得知:黎当的只不过是“事务之官”,做的是“书生事业”,并未被袁所笼络。弄清了事情是误传,毛泽东这才如释重负。于是,他又于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驰函”,检讨自己“所言多不是”,以求得好友的原宥。
   之三:坦露心曲。他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公开表露了自己对学校旧式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情绪。信中说:“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之四:切磋学术。1919年9月,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另一封信中,称赞黎先生发表在《民铎》六号的《国语学之研究》一文,“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还阐述了自己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以期与先生求得共识。
   之五:抒发志向。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
   黎锦熙从信中感到毛泽东“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
   出于对毛泽东人品的敬重和对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珍惜,黎锦熙冒着杀头的风险,始终珍藏着毛泽东写给他的这6封信。解放后,他把“六札”送给了毛泽东,作为他60岁的寿礼。毛泽东见到这些原件时说,谢谢黎老在漫长的黑暗年月中敢于保存至今,并让荣宝斋制作了影印件,还赠先生留作纪念。
   自1913年到1976年,黎锦熙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常到黎先生家拜访,谈论时事及世界问题。后来,毛泽东主编了进步刊物《湘江评论》,每一期都要寄一份给北京的黎锦熙,第四期《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焚毁。所以,直到今天全国只有黎锦熙保存的这独一份第四期《湘江评论》。
   抗战期间,毛泽东又给黎寄去一本由他亲自签名的《论持久战》。
   1948年底,解放军围攻北平。国民党考虑到黎锦熙的名望,教育部当局3次送来通知,让他全家乘飞机去台湾,都被他拒绝了。
   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得知黎锦熙在北京,就立即驱车到北京师大宿舍看望。他一下车直奔黎锦熙而去,一声“黎老师”出口,他的眼眶湿润了,黎锦熙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10月,黎锦熙受党中央、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亲历了这举世瞩目的盛事。
   毛泽东素来敬重黎锦熙的人品和学识。解放初期,他曾想请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实质性职务,黎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为其难。不久,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等7人,共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此后,黎锦熙便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黎锦熙犹如五雷击顶,数日不思茶饭。一年多以后,黎锦熙在书房不小心摔倒,竟致不起。时为1978年3月27日,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