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学说之间:儒家政治哲学之起点——兼论墨道法的“上古之世”之说
 
  赵敦华
    
    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有把事物的起源视为本质的思维习惯。西方的政治哲学由社会起源推溯社会制度的本质,从古代的约定论和自然论,到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和近代以降的社会契约论,无不如此。西方人在谈及社会原初状态时,依据的多是理论假说,而不是历史事实。于是,对各种起源说中这种矛盾的揭示便构成了当今对本质说的解构。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似可避免这种理论命运,因为其出发点——“上古之世”说介于史实与学说之间,并不包含两者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哲学创立的先秦时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孔子虽言三代,但明确说夏殷之礼“不可征”,“吾从周”。作为理想政治制度的“礼”,因于周而又有“所损益”。《论语》中的尧舜只是道德榜样,而不是应效法的先王。《孟子》中的尧舜主要也是道德上的圣人,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以“三王”作为最初的、同时也是应效法的王道,但也不提更早的“上古之世”。
    
     与儒家相比,墨家是真正的“尊古派”。墨子揶揄儒者“法周而未法夏“,他明确地尊崇“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尤其推崇尧舜的禅让,作为“尚贤”的依据,还最早提出最早的国家起源说:由“一人一义”引起的“天下大乱如禽兽然”的原初状态,到“选天下之贤可立者,立为天子”,最后,“圣王制为王刑而治天下”。
    
     儒家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批判地吸收先秦各家学说的结果。首先,荀子批判地吸收了墨家的政治思想。荀子反对“禅让”说,也不尊古。他主张“古今一度”,“虽久同理”,因而能够把墨家叙述“尚同”、“尚贤”的历史过程转变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推论:即,从人性恶推出圣人“化性起伪”和“先王制礼义法度”。
    
    除墨家之外,庄子和法家也谈“上古之世”。孕育庄子思想的文化传统可能是与儒家和墨家所依据的“北方传统”不同的“南方传统”。因此,《庄子》一书引用了从容成氏到伏羲氏、神农氏的不见于经典的远古传说,以彻底的复古主义姿态,称道三王五帝之前的无国家、乃至无文明的自然生活。《朐箧》列举“至德之世”十二氏,结束于伏羲、神农,《缮性》叙述了由“至一 ”的自然状态到燧人、伏羲,再到神农、黄帝,以及唐虞的“德又下衰”的历史退步过程。韩非子也把上古之世追溯到有巢氏、燧人氏,但持历史进步观,说明由物质文明到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由道德经智谋到气力的“世异则事异”的变化。
    
     儒家政治哲学一方面采用了道家的远古传说,把古史系统拉长,另一方面又采用了法家的历史进步观,把上古之世解释为文明创造的全过程,古代先王不但制礼作乐,而且开物制器。但儒家仍保持其以三代为道德政治理想的特点。《周易·系辞》关于庖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的故事,反映了儒家这样的一个综合。
    
     汉代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更大综合时期。汉儒完成了三皇五帝的古史系谱,又配以阴阳五行,建构了天君一体、圣王合一的神圣政治,更以春秋的“三统三正”为“奉天而法古”的政治蓝图。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扬弃这种政治体系,但它源于先秦的那种既依托于历史,又寄托着政治理念的思维方式,至今仍不失其启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