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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禁忌的一代                             汪丁丁   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那批孩子,现在已经迈过“而立” 之年。刚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营养 状况在1965年大致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本应迅速上升的人口出生率却被随后开始的“文化革命运动”压制住 了。这些文革的同龄人,特别是他们当中的“都市儿童” ,很多都经理过由这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引发的 家庭生活政治化运动。由此生出两个重要的后果一代人“家庭”与“政治”观念的扭曲。文革结束的时候,他 们小学还没有毕业。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摧毁了他们将要接受的中学教育的意识形态的根基。在他 们的中学时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轰轰烈烈的经历了“放权让利”几乎整个过程,开始揭露出这个社会的 深层问题了。韦伯好不容易替威权划分出三种类别:传统的,理性的,奇理斯玛的。现在一股脑儿被这一带人 抛弃。父母的权威早已在家庭政治化的童年期烟消云散。家庭以外的社会规范,不论是传统的,理性的,或是 “上帝”的,都被“文化革命”的洗礼并且在神圣洗礼之后赤裸裸地出场的“市场交换”喜剧消解了。八十年 代的中国,揉开昏睡四十年的眼睛向全世界索求精神食粮。不仅在体制改革方面奉行“热点轮流转”,而且允 许老百姓把古今中外的“时髦”思潮和各种主义兴了一个遍。这就闹腾得我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成了“没有禁 忌的一代”。 在心理层次上,禁忌不同于信仰。我的同代人里,许多人没有的信仰,但这不妨碍他们根深蒂固地守着 某些禁忌。禁忌是沉淀在习惯里的东西。,只有在不断革命的社会中,不断破除刚刚形成的习惯,才会有没有 禁忌的人。 Z君见到我的时候,已经玩儿过了五六种“职业”,大体上说,他出没于从艺术哲学到财经新闻的之间的一片 广阔天地里各种小群体之间。许多人都知道他,但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他不缺钱,也看不上“生财 之道”。他隔三插五的会从上海打一个长途和我聊若干小时的天儿,不管我是在香港还是在北京。他聊天没有 固定主题,他只是滔滔不绝地谈各种感受,大部分时间是我在倾听。我倾听是因为我好奇,希望知道天下一切 人的一切有趣的想法,而他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人之一。他对许多事情的感觉好得出奇,每每想出新点子,就 奋力付诸实施,结果总是很成功。Z君最近要办一份新刊物,反映他们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的心声。我觉 得他一定会如以前一样成功的。 H君文笔很好,是北大校园里有名的秀才。像他那一代人里面出类拔萃之辈一样,他也混迹于我们这一代学者 之中。因为据说只有和年长一代的人在一起讨论问题,才觉得“自然”。H君在《中华读书报》“书里书外” 版开辟了专栏。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有一次他在他的专栏里这样批评一位我这一代的学者:“有些海外归来的 学者仿佛一开始就装作已经跟洋人斗过了一场气似的,而且往往是余气未消,于是便将海外学术界对自己研究 的自我表现批评的结论照搬过来,进而把人家的自我批评顺势当成对洋人的批评和讨伐…”言辞不可谓不尖锐。然而在我读起来,整个文章的态度还很诚恳。这就是人家的文字工夫。H君是反对“学术中心”的,本着一种“后现代”立场,强调“学术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和我一起开了两天主编会议,是我们这套“世纪丛书”文学卷的主编,也是各卷主编里最年轻的。和Z君一样,我捉摸不到他的基本立场,似乎人生终归不过是游戏,所以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严肃地玩儿。 W君也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也是北大学者群中的一个。我认真地读过他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收益良 多。某天参加L君演讲,谈“儒家思想的民族负担”,我见到了W君。他决不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他有几分帅 气,他不停地抽烟,并且告诉我他每天需要抽两盒烟。L君出生在我这一代人和W君这一代人之间,由于学术上 的成就昭著,已经被社会归于我们这一代学者里面了。W君不太客气的提问了“你研究这个问题,动机是要批 评当前的…”虽然有些不顾禁忌,却还是一语道破了L君的初衷。 C君是个写小说的,又是个女性,而且我们相互不认识。可我知道她是六十年代初降生的并且在思想上表现出 和我们不同的下一代人的特征,所以我便把她归入那一代人。C君的小说,最鲜明的特色就是让人捉摸不透作 者的基本立场。以致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我上一代的作家,耐不住好奇心终于写了篇文章“寻找C君”,发 表在读书上。他要寻找什么呢?当然是要寻找一颗真实的心灵。然而读C君的作品,尽管那里面的描写已经真 实而且甚至“私人性”很强了,你仍不免掩卷长“迷”:她是谁呢? “禁忌”是思维的“底线”。没有禁忌的人有足够的勇气去超越任何既定的立场。我承认我的弱点,我有一些 永远无法忘却的“情结”。所以我有我难以跨越的“禁忌”。我只好厮守着我的立场,一个“现代”立场。我 只好从很远的地方看着那些我无法到达的“后现代”立场。这样的来区分我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似乎难以让人 信服。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区分的确是我们这两代人之间最重大差异。顾城,一个我这一代的诗人,当他以童 话的方式说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时候,他是有禁忌的。他的禁忌是他对终于 找到的“光明”决不舍弃,不论那是他个人的悲剧还是别人的悲剧。 我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到处寻找诗人。可是因为我再也找不到“现代”,所以我找不到诗人。你觉得不可思 议吗?让我告诉你:诗人只属于现代。因为诗人必以生命去启示”意义“,因为真正的“意义”必定只能以 “私己”的生命去体会,于是才有了“诗”。 这篇短文是献给我的那些正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朋友们的。他们年轻, 他们经历过上述的种种,他们于是有勇气遗忘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东西。朋友们,严肃地玩儿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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