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正在“吃掉”老经济,资本(人力的和物质的)及其代表着的全部生产资源正迅速地向新经济部门转移。
新经济的现象学特征可以用一个词“速度”来概括。网络经济的扩张速度大约是传统产业在成熟阶段的增长速度的六倍。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网上一年等于地上六年。”这样高的扩张与变化的速度对生产组织意味着什么呢?
大致上,一个成功的汽车生产商可以在几十年内维持其市场优势,例如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一个成功的计算机生产商可以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维持其市场优势,例如IBM和Compaq,当然,Dell的情形有些特殊,它的直销模式已经迈进了“B2C”网络经济;但是当发展速度突然提高六倍以上时,一个与IBM同等成功的网络企业的平均生命是多少年呢?大约为1.6年,也就是19个月左右。
上面的描述虽然涉及了经济组织的变迁,仍然是现象层面的描述。不过,这一描述可以帮助我们放弃对大多数传统经济组织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经济学家阿尔佛莱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说过:由于人类行为的惯性,生产组织的变迁通常是缓慢的。这就是说,任何生产组织都需要一个“磨合”阶段——参与分工的人们相互了解和逐渐达成默契的过程,这当然也就是“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一般而言,生产组织所包含的“科层”越多,这个组织的“磨合”过程也就越长。
在极端情形下,当全部信息必须从最底层经过漫长的垂直链条传达到最上层时,链条上所有中间层次之间都必须被“磨合”,否则就产生信息的“扭曲”,而太大的信息扭曲会彻底抵消科层组织的效益。所以,为了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福特生产方式的制度特征是采用“多链条科层”的组织形式,这样,每个垂直链条都会短一些,减少了信息扭曲,并且各个垂直链条之间形成了业绩竞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仍然是传统产业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在转型的时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磨合”才可以平滑运转。而“新经济”组织把多链条科层的逻辑发挥到了极端,变成所谓的“横向革命”——其极端情形是,每一个基层人员直接与最高决策者交换信息——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发生的“革命”。
企业的横向革命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同一个企业家可能控制的企业的范围(原来用于组织大量中间科层的企业家能力现在被用于“平面上”的扩张),另一方面则使企业的活力前所未有地依赖于每一个基层人员独立运作的能力。
让我把这后一个原理展开来解释:首先,传统科层制度内的员工,由于受到科层之间分工的限制,只能专注于特定层次的信息交换与决策支持工作,而不必甚至不被鼓励去关注基层——直接面对客户的那个层面——的信息收集、处理、交换与决策。可是新经济的速度特征意味着这样三件事情:(1)企业在水平层面上高速扩展;(2)水平层面上的每一个点即每一个员工都必须同时是产品设计员和市场营销员;(3)面向客户的产品倾向于从单一类型的大规模生产转变为“一对一”服务或“量身定做”的整个“价值链”。这三件事情的后两件便要求每个员工具有相当“整体性”的眼光和在局部市场上独立运作的能力。
新经济,由于其知识密集性,是以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为基本增长源的经济。只有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才可能能动地扩张局部市场同时又具备整体性眼光(与公司战略保持基本一致的方向),只有“知识人”的这种主动精神才可能适应网络经济的高速度,在极短时间内自我调整以便适应迅速变动的局面和千差万别的客户口味。旧的经济——以物质资本(以折旧期超过三年的大机器为载体)为基本增长源的经济,无法适应如此高速的扩张,正在退出这个世界的主导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以金融市场为媒介的知识人的“观念”与企业家控制的“资本”的直接结合和由此发生的高速增长。
现在我可以讨论新经济的制度特征了。这一特征简单地表述就是:新经济的生产组织的产权结构必须以知识人为主体。它的具体形式可以是知识人群体持有大部分公司股票,可以是知识人持有大量认购期权,可以是知识人现期工资收入大大超过企业家阶层的现期收入,也可以是这些形式的不同比例的组合,依企业的技术特征、发展战略和市场结构而有所不同。另外,虽然企业内部的“知识人群体”应当占有大部分股票,在职能上,知识人却不必控制整个企业,除非他同时也是企业家。在新经济的企业里面,知识人的职能是获取和转换知识,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知识人之间的合作和创新。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们对中国传统产业生产函数的研究表明:劳动投入对总产出的边际贡献大约是50%,而资本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大约是50%;这一比率在美国的传统产业里则是劳动占70%,资本占30%。一般而言,经济越是发达,人力资本的边际贡献就越高。这一研究意味着人力资本(知识的人力载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必定随着经济发达的程度而不断提高。
今天,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技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发达的和不发达的、发展了的和正在发展的社会统统带进了“新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制度特征要求知识人群体占有企业产权的至少80%。我们民族的传统产业于是面临着世界新经济体系的远比以前更加严峻的挑战:要么服从“新经济”的制度特征,要么被淘汰出局。这是目前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的家族式企业不得不应对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