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6：中国的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


作者：杨帆
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一、爱国主义空前高涨，国家安全观念深入人心
　　2004年底有两个口号，一个是经济学主流派提出的“2005年是改革年”，一个是我们非主流派提出的“爱国年”和“新改革开放观”，要反思改革。实际上如何？我们的预测成为现实，改革年变成了反思改革年。
　　
　　2005年是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必然是“爱国年”。全社会主流派话语中转到爱国主义方面，且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上半年是全世界华人网上签名反对日本入常, 最后日本就是没能“入常”。
　　
　　我在三年前研究封锁台湾的经济代价的时候，意识到只要封锁台湾，就不能不涉及钓鱼岛， 于是产生了把军事斗争重点从台湾海峡向钓鱼岛转移的想法。 现在这个形势逐步显现。2005年我们邀请国民党亲民党领导访问大陆，重获对台斗争的主动权，。国民党已彻底改组，2008年国亲新联盟在台湾选举中取胜有望，也不排除民进党狗急跳墙。军事斗争的焦点在客观上可能向北转移。
　　
　　大家可以听听东京基金会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对日中关系实质的判断，他们是这样说的：
　　
　　“中日近来发生一系列争端，包括2005年4月中国反日暴力示威、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开发东海资源。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暂时现象，而是未来日中关系的常态。争端的根源并不是表面上两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而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招牌下，图谋在亚洲建立地区霸权，矮化和打压可能与之竞争的日本，极力阻止其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于日本的争端，中国的做法非常霸道，公然违反国家法。小泉政府对华太过软弱，更深刻原因是日本国民对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摆脱不了负罪感，这一点被中国政府利用，在争端中居于有利地位。 4月反日示威引起世界谴责，中国不得不收敛锋芒。一方面对国内反日示威严加镇压，又借纪念二战胜利，向国内外宣传日本罪行，博取国际社会同情，分化日本国内舆论。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对韩国反日政策推波助澜。把与对中国依赖程度提高的日本企业和媒体争端的责任归于小泉的错误。（杨：他们承认，日本一部分媒体和企业是亲华的）。（小泉）一味奉行对中国妥协退让、友谊第一的政策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回避矛盾只能助长中国的骄横。日本政府不能回避两国之间暂时的冲突。让中国知道日本容忍的底线，可以避免日中爆发更大的冲突。“
　　
　　他们建议：
　　
　　“一、日本应该抛弃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或推迟发生一场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日本已经走出了战后时期，当前现实是中国加强地区实力，谋求地区霸权，采取反日姿态。日本有必要调整外交政策，对中国不采取强硬态度。
　　
　　二、要求中国就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向日本道歉。不应一再容忍妥协，助长中国的骄横跋扈。
　　
　　三、以实施反驳关于日本对历史罪行认识不够的批评。让国内和国际社会了解，二战后六十年，日本和中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一个是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日本放弃武装起来的政策，成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国家。以G8成员身份参与世界经济管理。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中国经济成就离不开日本的贡献。中国1949年以来先后与一系列国家发生战争，内政上犯严重错误。扩大军事实力，中国很难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稳定、负责任的成员，其发展走向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四、要求中国遵守国家法则、国际规范。中国维持一党专政形式，扩大军力，对国内民主言论和民主权利的践踏，对自由贸易承诺的违背，使其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
　　
　　五、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日本应发挥其作为亚洲国家、 太平洋国家以及海洋国家的作用。日本利益已从东北亚扩展到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形成东起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与印度建立友好关系，消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强美日同盟与欧洲的传统联系。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
　　
　　坚定不移地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战后日本成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交纳联合国会费第二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冷战时期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共产主义”同盟，成为冷战的战胜国，彻底摆脱了战败国的身份。在国内广为宣传日本对华问题的立场、主张和外交政策。开展公共外交，统一日本国民认识。敦促媒体修正对历史的偏颇见解，冲破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向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传播信息，加强公共外交力度，营造有利于日本人的国际舆论环境。”
　　
　　前面是日本的最近情况。还有美国对中国2015年的三种判断：一是经济发展很好，但转向了军事力量。二是中国经济崩溃，美国不希望。三是中国最好是能维持现状，既能保持稳定和经济增长，又不和美国为敌，不搞国防。
　　
　　我们国内改革和发展，不能离开国际大背景。有的改革研讨会根本不涉及外部安全环境，他们就像小孩似的，以为中国30年来是成长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 以后也必然如此。他们设计的改革开放是假设中国没有外部威胁。或者可以依靠与美国的商业关系化解这些威胁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从前面的东京基金会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还有不少比小泉更右倾、更军国主义化的势力要主导其国策。10年来对台关系的主动权直到2005年才扭过来到我们手中。我们对日本的态度强硬，实际上就是震慑台独。
　　
　　二、认真反思改革开放，制止权力资本扭曲改革
　　
　　在中国已经堕落为瓜分派的某些“极右翼主流经济学家”， 在去年“郎顾之争”中受到很大触动，他们认为形势不好，中国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和民众舆论结合，并获得了中央某些领导的支持，形成民粹主义思潮反对改革开放，是“郎顾之争”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们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召开一系列改革讨论会，在内部仍旧非常嚣张，有人说改革要不惜代价，不能怕出事，即使出事也不能停。
　　
　　我们则针锋相对地提出2005年是反思改革年，改革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别人触碰不得。那些不爱国的人是没有资格谈改革的。所谓“改革共识”，离开了经济学非主流派、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参与，是不可能达成的。我们不否定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总方向，但其利益格局出现了严重偏差，需要阶段性调整。 如果被利益集团继续扭曲改革，中国将导致严重的危机。
　　
　　我们在2005年初提出“新改革开放观”：改革要更加注重公平，开放要更加注意安全。 现在已经成为共识。 改革也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应该使改革的收益者承担改革成本，这就是改革的公平原则，这是我在1996年《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所提出的，结果如何？ 历史证明了我们的预计，对改革的反思持续进行。
　　
　　2005年8月政府抓了顾雏军，全社会掀起批判经济学家的浪潮，随后是刘国光和丁学良两面夹击， 统治中国10年的“主流经济学家”丧失了社会公信力和话语权，这与全社会反思改革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反思改革，就不能不批判中国的经济学主流派，是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建议在误导中国改革， 极少数人自觉充当权力资本代言人，参与权力资本的瓜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精英联盟”。
　　
　　8月份出现了反思医疗改革的报告，主要观点是：“医疗改革是失败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造成的”。教育改革思路正在反思，教育产业化搞得老师不好好教，学生不好好学，毕业之后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政治思想非常糟糕，这样下去将毁掉我们的青年人。中央支持自主品牌，促进了科技领域的反思。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
　　
　　然后是刘国光代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西方经济学，迫使经济学主流派改变策略， 第一，对刘国光进行强烈反弹， 第二，把反思改革从战略和指导思想层面，降低到零敲碎打，“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 第三，把我们“非主流”的许多观点吸收过去，主要是关心民生，扶贫，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约束，克服贫富差距这一方面。 这样做是因为中央精神和社会舆论已经很明确，他们想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和位置，就不能不接受这些观点。问题在于，剽窃别人总是不能长久的。立场不对，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对，做起来总是很别扭。零敲碎打的结果，还是要导致全面的反思。
　　
　　2006年仍旧不可能是“改革年”，而是“反思改革年”。要经过两三年规划讨论，重订改革思路，等到十七大总方针确定之后，再有计划地推动新的改革开放。 经济学主流派迫于形势假反思，急于继续改革，是代表权力资本集团，企图在加速实质性改革中捞取更大的利益，他们想继续掌握改革主导权。改革的主导权不能继续被权力资本集团及其理论代表控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应调整，对国内外形势应达成新共识，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调整。目前两年放慢改革开放的速度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
　　
　　2006年中国落实WTO 市场准入，民族矛盾会更加突出。我们提出新的2006年要反思的题目：国家安全，外资政策，科技发展，信仰重建。我们希望那些“改革设计者”变成反思者，共同反思，但是恐怕他们跟不上形势。 因为我们代表的利益不同。他们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团，权力买办资本，我们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国家民族长远利益。
　　
　　有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是企业家和政府的矛盾， 他们提出什么“工商文明”， 是资本逻辑和西方中心论。我们则认为，主要矛盾是人民和国家利益，与权力的资本化和买办化的矛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被权力资本化所扭曲，忽视了公平和安全，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爆发许多矛盾冲突，包括民营资本与政府的冲突， 民众利益与资本家的冲突，甚至发生严重的血案，如农民工杀死工头等，环境破坏和媒矿爆炸之类的恶性事件，几乎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青年自由派主要是律师，越来越多地参与民间维权活动。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美国在中东继续战争，在中亚以“民主”为名推行“颜色革命”， 迫使我们国内控制不断加强。这给本来应该通过民主法制轨道合理解决的民众“维权”， 增加了复杂的背景。现在左右派在“民主”问题上都没有共识，需要继续研究。
　　
　　左派对于民主、维权等问题没有共识，在民营资本中间缺乏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弱点。我们应该支持民间正当合法的维权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够制止权力资本恶性膨胀；我们应该警惕各种敌对势力瓦解我们的阴谋，保持国家的稳定；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爱国主义和战略产业等理论，影响民营资本，帮助他们从民营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与国家利益根本上一致起来。
　　
　　三、反思改革，需要我们历史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
　　
　　邓小平南巡克服“极左”以后，对于“极右”也有警惕，他在晚年提出纠正两极分化的重要思想，基本上为自己的改革理论划上完满句号。 我们不应该苛求邓小平，实际他在晚年的思想没有得到贯彻，中国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改革逐步丧失了公平性，开放忽视了国家安全，把这些问题追溯到邓小平理论，既不客观，又不策略。现在我们反思改革开放，在理论上需要妥善处理的，就是要历史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特别是他的“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论。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邓小平年鉴》，全面记录了邓小平关于贫富问题的论述。他一再讲：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人富起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从长远来说最终目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小平多次提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他的判断是：当一部分人很富时，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措施。 他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是终生的，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两极分化的观点也是始终如一。
　　
　　小平在1992年就有所警觉，他说，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时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小平1992年对外宾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收入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但这种差距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如果仅是一部分人富有，就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到本世纪末，就应该提出和考虑分配问题。我们的政策是既不鼓励懒汉，又不鼓励打内仗。”
　　
　　二是1993年对他弟弟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之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大量财富，少部分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富带动后富，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要给邓小平鼓鼓掌。
　　
　　邓小平的贫富论是完整的，但是在1995年以后没有得到贯彻， 既得利益集团歪曲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思想，“ 发展是硬任务”思想，作为扭曲改革的理论武器； 同时他们淡化邓小平的爱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因此应进行理论正本清源，不仅一直指导我们进行改革开放， 也应该继续指导我们反思改革开放。 我们目前反思改革开放，邓的旗帜不能丢，要注意历史地，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 不可让瓜分派再利用小平思想，也不可犯90年代初期左派回潮，全面否定小平思想的错误。
　　
　　四、正确开展理论争论，克服左右倾教条主义
　　
　　1975---1995年中国思想界可以概括为“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斗争， 自由主义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生的， 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与中央与群众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先否定文化革命思想，后否定计划经济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这就是被称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其主流是健康的，经济学家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并不占主导地位。
　　
　　1，90年代后老左派失势的原因。
　　
　　90年代初期三年“老左派”回潮， 在政治上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却始终拿不出什么新的理论。 有些人维护国家稳定的立场是坚定的， 但头脑比较清醒，不希望搞得太左， 比如王小东等人提出民族主义， 我则帮助北京青年报进行国情教育，效果很好，但终究不能成为主流。 结果是老左派主导进行“反对和平演变”教育， 进一步批邓，否定改革开放，终于惹怒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左派迅速失败，这次教训至今无人认真总结。 老左派人物的解释是，当时改革开放的弊病尚未充分暴露， 群众没有支持左派，他们否认自己在理论上有重大缺陷，他们的理论反思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要知道，现在虽然群众舆论是支持反思改革的，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也比90年代初期要大的多， 特别是吸收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媒体参加。 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市场机制基本建立，知识分子职业化， 国家机关专业化和科层化， 这都是社会基本的体现，也是‘中左和中右”思潮的社会基础。 而极右思潮的基础只所以独占主流，实在是因为权力资本化发展太快，腐败势力的蔓延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 决策层指导思想的失误当然是关键的原因。
　　
　　现在左派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领导层支持马克思主义工程，才掌握了一定理论资源。 如果以为形势表面好转就拒绝反思自己，那么再次失败就不是悲剧，而是闹剧了。 因为极右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遏制，其社会基础是极其强大的。 说句悲观的话，我们能作为“非主流”能够尽自己的良心，或者叫做行使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功能，为弱势群体说句话， 已经很不错了， 到现在居然能够自立门户， 居然能够有点影响，甚至于居然能够非常有限地影响政策， 已是求之不得。 想当主流吗？ 我们一无这野心，二无这必要。因为我们只在一种条件下才可能当主角，那就是中国面临国内外重大危机的时候。这才是我们真正不愿意看到的。
　　
　　2，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特点，
　　
　　1992年以后左派彻底失去了主流地位，自由主义在中国再一次发展起来，但特点比起80年代大大不同。
　　
　　第一，抛掉马克思主义外衣，采取独立的话语系统。
　　
　　第二，自由主义某些代表人物，在中国发展自由主义理论，其定位有偏差。
　　
　　--------庸俗的历史进化论， 文化一元论， 普适价值论，西方中心论；进一步鼓吹文化买办化；主张以西方学术标准开展中国的学术界；
　　
　　-------历史虚无主义，革命无用论，造反无理论。
　　
　　-------近代史两个病灶，民粹主义和反对民族主义。
　　
　　表现出他们对历史的偏见和非理性，对形势的误判，他们始终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 只有接受民生主义和爱国主义，自由主义才有出路。
　　
　　第三，经济自由主义大肆泛滥，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他们有国际势力支持，国内利益集团需要，有官方大力扶植和破格提拔，很快就树立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西方经济学不仅成为科学， 也同时成为信仰体系， 经济学越位，在中国成为神学（见杨帆2000年深圳特区报）。
　　
　　作为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比国际同行更加嚣张。他们积极鼓吹以下主张：
　　
　　-------盲目服从西方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否认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没有国家利益，盲目鼓吹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反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吹中国做全球加工厂，依靠国际跨国公司技术； 进一步主张与国际霸权妥协， 损失国家安全利益；
　　
　　-------假设没有权力体系，或者默认权力体系的腐败，主张以腐败作为改革的润滑剂；
　　
　　-------私有产权万能论，进一步主张以权力体系瓜分国有资产；
　　
　　-------使用比较利益，市场万能论等为两极分化辩护，把中央关注民生的方针贬低为民粹主义； 主张使用国家机器镇压群众反抗；
　　
　　------为正在形成的“精英联盟” 提供理论，使他们由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　这些为权力垄断买办资本服务的理论“极右”的程度，其代表人物嚣张的程度，历史罕见，世界罕见。许多人高官厚禄，腐化堕落，拥有巨额财产，成为特权阶层一分子。他们掌握许多关键岗位，能够影响决策，操纵媒体。把改革的问题归咎于他们，一点也不冤枉。
　　
　　3，95年以后，极右的瓜分派成为主要危险，非主流经济学家不得不同时进行左右两条战线的理论斗争，
　　
　　1975---1995年基本的理论斗争格局是：以中右为主导，联合中左和群众舆论，反对“极左”，推动改革开放，这一斗争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老左派几次回潮都以失败而告终。 必须指出，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理论界矛盾的焦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不再是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斗争。极右的“瓜分派” 成为最主要的危险。与极右对立的，有新左派，民族主义，经济学非主流派，老左派，也有自由主义左翼即“中右”理论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理论界有三类划分：
　　
　　第一：“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新左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理论资源，对新自由主义系统有系统批判， 理论上是到位的，问题是其理论表述过于理论化， 与国内实际结合不够，有片面性。 由于“左派”在中国长期是贬义词，因此被自由主义者渲染为反对改革开放，成为打击反对意见的政治帽子。
　　
　　第二，“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论题虽然集中于经济方面，但由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以经济争论就是全部思想理论争论的核心， 如同遵义会议集中于军事问题一样。 我们“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理论斗争证明，都是真正忠诚的共产党员， 新社会主义者，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我们尊重中国革命的历史，尊重开国领袖毛泽东；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与中国的工农兵大众有血肉感情； 我们注意学习世界经验，决非教条主义， 封闭保守之辈。 这些都已经通过我们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证明，现在之所以要强调基本立场， 实在是因为极左派要夺话语权，我们不得不同时进行左右两条战线的理论斗争。
　　
　　在10年以来与中国新自由主义极右瓜分派的斗争中，我们形成了自己基本的理论主张：
　　
　　-------在发展问题上，以大国理论为基础研究中国特殊的大国崛起路径；坚决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 防止中国退化到拉丁美洲化的道路。
　　
　　-------在开放问题上，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与民族崛起路径，打破资本逻辑，改变没有外部敌人的假设，主张以国家安全为核心进行战略调整；非主流经济学家多年来坚持的动态比较利益，爱国主义，国家安全，大国崛起，发展战略产业，自主创新，逐步为社会和决策层接受。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 采纳了经济学非主流和爱国主义学者的大量观点。
　　
　　-------在改革问题上坚持改革公平性，理论上超越左右翼，打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教条和原教旨主义，提出新的改革指导思想；比如在企业改革问题上超越制度与产权之争，国有私有之争，军工民用之争，采取“国家战略产业”的概念， 争取把上述种种统一起来。特别是要指导民营企业家，从民营经济上升到民族经济。
　　
　　--------在理论格局上，我们坚持以“中左思想”（新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主导，团结“中右”（自由主义左翼和中间派）， 联合原教旨计划经济学派（老左派）， 共同反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极右的瓜分派”。 2004年我们参与的郎顾之争，就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格局。 我们甚至能够在中央精神指导和网络舆论支持下，打破似乎是强大无比的“精英联盟”， 揭露了他们瓜分国有资产的阴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经过长达10年的艰苦斗争，２００５年以来瓜分派经济学家丧失社会公信力，经济学“归位”，说明了经济学“非主流派”的胜利。
　　
　　这样的理论斗争格局是各派理论家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最终是受到实践和群众检验的， 这不是资本可以左右的，不是媒体大腕可以策划的，也不是依靠什么官可以“封”的。 只要顺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 中国改革的偏差就有可能被逐步纠正，改革开放不仅不会被否定，反而会更加健康地沿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下去。
　　
　　但是， 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突然以大力度出来争夺话语霸权，使理论界出现了复杂的形势。 以刘国光文章为代表，实际上提出了第三种理论斗争模式----“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之争”。　
　　
　　4，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
　　
　　这是“老左派”长期以来的话语。他们１９９２年丧失主流话语地位以后处于非主流地位，反而有进步，一系列《万言书》触及了中国实际中的真问题。他们的缺点是理论教条化，话语系统老化，不能进行实证研究，没有可行对策。即使如此，如能把自己定位于“非主流”地位，走向民间，长期做市场经济的批判者，其理论将长期掌握群众，就象毛泽东思想一样， 精英们的污蔑否定，在群众中间完全无用。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思潮大约有两类，一种是主张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 一类是主张造反有理，实际上是帮助弱势群体讲话的，这样的思潮有长久的道德魅力， 也能够影响政策， 但是一般情况下，只能够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它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制约精英的腐败。 毛泽东派是这样定位的，所以能够在民间蓬勃发展。
　　
　　但中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却偏不如此。他们的理论在计划经济下代表经济官僚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一直依靠“官”，脱离市场经济和人民群众。每当政治气候适宜，就跳出来直接争夺话语霸权，他们是不甘心做“非主流”的。 他们固执地认为，在中国，主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某些人如程恩富，甚至到处批评我们承认自己非主流，是帮了新自由主义的忙。亏他想得出来。 这样的态度是否影响了刘国光，值得考虑。
　　
　　5，刘国光先生的可敬人格和偏差，
　　
　　刘国光文章有两重性。 他是我们的老院长，老前辈，这次能以80岁高龄挺身而出， 其维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 其人格是值得尊重的。 他提出的领导权问题的确存在，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被提拔到关键岗位， 应该坚决撤他们的职。
　　
　　但刘老师的文章有两个偏差， 第一是立论不够准确，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简单对立，打击面过宽了。 我们应该分清三个层面：
　　
　　--------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 大多数研究和讲解西方经济学的教师是没有问题的，在经济政策和运行的研究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 他们许多人包括我们“非主流”，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出身，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也有许多人食洋不化，教条主义，是应该反思的。
　　
　　--------国际新自由主义，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外衣包装起来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经济学来宣传自己基本价值观念，如个人主义，效率第一，市场万能，政府退出，全球化，华盛顿共识等。 在中国成为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这是应该进行学术批判的。
　　
　　--------中国新自由主义，默认甚至利用权力， 在改革中推行权力资本化， 堕落成为“瓜分派”，他们才是最危险的，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反对他们的。 我们非主流派一直把批判的焦点紧紧对准这一小撮权力资本的代言人，他们的典型代表是张五常等。 这是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不是一般的大学教育问题。
　　
　　刘国光命题从大学教育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 是有些偏差的， 给我的印象是从教育界入手，直接争夺理论话语权。 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打击面过宽， 并且迫使我们不得不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其实，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此。西方经济学虽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符号， 但毕竟不等于新自由主义， 中国权力资本化的根源不能完全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传统权力体系也是根源之一。
　　
　　在深层次的理论层面，特别历史观层面，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和新自由主义相通之处， 有西方中心论，庸俗进化论，规律万能论，制度决定论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马克思主义的人，后来那么容易“与时俱进”， 成为中国权力资本的代言人。 所以，反思改革，首先要批判新自由主义，同时也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思“中国老左派长期奉行的，僵化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涉及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意义，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社会主义信仰系统。 但是我们一直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落后国家广泛存在的迷信而言的。现在大家对于科学的局限性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如果是针对人文和信仰而言，科学就成为一个中性甚至略有贬义的概念。 现在一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未必就是赞美之词。
　　
　　求善与求真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功能，求善的不是科学，而是信仰，信仰是不需要证伪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功能是信仰而不是科学，是抬高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贬低。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系统被西方新自由主义边缘化，应该坚决纠正。作为信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要大大提升和发展，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提高自己的水平。
　　
　　真理未必就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外部也有其他真理，内部也有不同派别， 作为信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塑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起作用，如何从信仰角度批判恶势，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影响政策，都是新课题。不可能由目前某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士所承担， 他们也不能以为自己就是信仰体系的代言人，以此树立话语霸权。
　　
　　作为求真的科学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值得研究。
　　
　　第一，马克思科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当时社会中是非主流，在批判的意义上成为科学。
　　
　　第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任务，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念被列宁和斯大林发展，并大量使用数学工具， 在建设的意义上成为“科学”。
　　
　　第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期， 尚可从主流层面决定政策，推动改革，因为还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承认价值规律可作依据。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８０年代经济改革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生存空间的道理。
　　
　　第四，９０年代以后，中国在“市场经济”概念之下真正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　甚至出现了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此时，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就很难从建设的意义上做“主流”了，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 其科学性可以成为批判的武器， 这是“非主流”位置。
　　
　　第五，当中国发生内外重大危机的特殊时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在控制经济的意义上成为科学。
　　
　　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成为主流不奇怪。 因为对于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经济的具体规律和机制的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常完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建设性。当然，不是说它就没有问题，特别假设前提需要质疑， 比如市场经济在究竟是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就一直没有定论。 假设没有国家利益，没有权力资本化，假设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调节许多问题，都是在中国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巨大失误。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念和话语系统，被某些人在中国演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 进一步把科学变为信仰，进一步演变成为“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理论依据， 进一步演变成“极右”的社会政策。我们重点要批判的，就是这四个演变，而不是一般地去指责西方经济学。 大部分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是好的， 只是注意不要迷信，要注意其假设前提就是了。
　　
　　刘老师的第二个偏差，是在文章里两次提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某某”， 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怎么能够由这种方式交到某一两个人手里？ 这就容易形成官方或者半官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垄断。 他们将奠定一种新的理论格局：表面上批判极右，实际上真正打击的是中左，把中右吓到极右一边，重新形成以极右为主导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神圣同盟”，这样的格局能够真正解决中国权力资本化的问题吗？ 搞得不好，无非是少数几个搞左派教条的人升官，拿钱，然后和极右妥协。这可能却是刘老师没有料到的。
　　
　　在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并不是那些整天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口头，除去“社会主义一大二公， 坚决维护国有企业” 以外什么都不会说的人。否则，马克思为什么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历史上王明排挤毛泽东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否则，好不容易赢来的大好形势，就有可能毁在教条主义者手中，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教条主义都是必定断送革命和建设前程的。
　　
　　2005．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