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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之间的对话问题
何光沪
〔提要〕宗教之间的对话之提出，源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各种宗教面对的共同挑战，使得宗教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尽管各种宗教具有纷繁多样的教义信条、崇拜仪式和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仍然具有起码的共性，这正是对话可能进行的最深层的基础。21世纪的全球性社会历史变动，会激发宗教界内部主张改革和开放的力量的生长，更会迫使各种不同的宗教加强合作以应付共同的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1、宗教对话的必要性
宗教之间的对话问题之提出，乃是由于人类生活中的一大难题，即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冲突贯穿于数千年的文明史，造成了数不清的血泪苦难，一直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祸害之一。
不同民族的冲突当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是都可以归结为有形的利益分歧和无形的观念分歧两大方面。就第一方面即有形的利益分歧而言，它最常见的表现是对自然资源如水源、牧场、土地、矿藏、原料、市场等等的争夺，争夺的目的是为本民族获取更好的生活所需的外部条件。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迅猛增长和全球贸易体制的逐步完善，有形的利益分歧已越来越不足以成为冲突或战争的充分理由，因为更好的生活所需的那些外部条件（例如某民族缺少某种物资），靠科技和贸易来获取已变得相对容易和可靠，就是说，比靠战争来获取要容易得多，持久得多，代价要小得多。相反，和平被破坏会使得这些条件陷于险境，而且会使得起码的生存条件，即安全，也失去了保障，甚至会直接造成双方生灵的毁灭。总而言之，即使说有形的利益分歧曾经是不同民族之间冲突的最重要原因，现在它也已经不再是这样，已经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了。在当今之世，和平已成了冲突各方最大的利益。
就第二方面即无形的观念分歧而言，它最集中地表现为各民族自身的民族主义。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直接同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相对抗，直接排斥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所以，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必然地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换言之，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各民族之间的观念分歧，本身就已经是各民族之间的观念冲突。历史上有无数事实证明，不同民族之间的观念分歧，首先是民族主义确实是不同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且，随着前述有形的利益分歧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这种无形的观念分歧也就越来越成为不同民族之间冲突和战争的罪魁祸首。
尽管早在雅斯贝斯（K.JASPERS）所谓“轴心时代”，就有某些贤哲提出了克服民族之间观念分歧的卓越思想，如儒家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则批评“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蛮人”的那些人，主张“根据善与恶来区分人类，因为希腊人中也有许多卑鄙小人，而蛮人中也有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190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古至今在多数人群中占据上风的仍然是强调民族之间歧异的思想，即强调本民族不同于甚至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思想。事情十分明显，这种思想直接扩大了不同民族的观念分歧，而且会使这种分歧演变为矛盾冲突。而在为这种思想所作的形形色色的辩护和论证之中，最有力的和最根本的一种，乃是宗教性的辩护和论证。
且不说原始时代的不同部族和文明时代的不同民族往往把自己的血缘追溯到一位超人间或超自然的始祖，也不说各民族的宗教教义常常被用来为本民族之不同于或优越于其他民族作论据，单说各民族具有自己特有的宗教这种事本身，就往往被视为不同民族间观念分歧的最大证据和最大支持。一个民族的文化即其生活方式，包括习俗惯例、社会制度、语言文学、伦理道德以及根本的价值观念等等，常常被说成具有某种神圣起源或神圣核准，因而是不可放弃或不可更改的。当与之为邻的另一个民族也这样将自己的文化神圣化之时，这两个民族的观念分歧就成为根深蒂固、不可调和的了。由于血缘混杂和移民杂处越来越多，民族之间的分野已经越来越不是血缘的而是文化的；又由于“在每种文化的核心之处，是传统上所称的宗教”，列·斯威德勒（L.SWIDLER）：“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载《全球伦理》，第1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我们可以说，不同民族之间的观念分歧，其深层的核心和神圣的辩护，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分歧。
正因为如此，解决不同民族之间冲突的重要途径，即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或文化对话，必然涉及宗教对话，必须以宗教对话为核心。换言之，在宗教分歧依然故我的情况下，文化对话即使在表面上热热闹闹，也不能触动不同民族之间观念分歧的根本。只有从本源深处认识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一致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之间的观念冲突，从而消弭民族之间的灾难性冲突。
2、宗教对话的可能性各种宗教面对的共同挑战，不同宗教面临的共同问题，使得宗教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这里指的首先是各种传统宗教影响下的传统社会都正在经历日益加速的现代化过程，因此也都在经受着与现代化并生的那些弊病的折磨，例如环境污染、资源耗竭、都市拥挤、犯罪猖獗等等。这些弊病的减轻或消除，需要包括各种传统宗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挥力量，这就为各宗教的合作提供了某种基础，从而为宗教之间的对话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能性。同时，与现代化并生的世俗化过程也对各种宗教的影响和作用提出了挑战，在对之作出应对之时，各种不同宗教也有相当多的利益一致之处，这也为它们的对话合作提供了可能。
各种不同宗教内部的有识之士和某些机构，已经表现出愿意进行宗教之间对话的良好愿望，甚至已经开始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其中最突出的是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有来自世界各宗教的6500人参加，并讨论通过了宗教史上第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更为宗教间对话提供了可能。
尽管各种宗教具有纷繁多样的教义信条、崇拜仪式和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仍然具有起码的共性，也就是对某种超自然者或超人类者、超越者或神秘者、神圣者或终极者，即不管冠以何名的终极实在的信仰。这种共性正是对话可能进行的最深层的基础。对各种宗教来说，上述信仰的对象是本质的、核心的东西，是决定宗教之为宗教的不变者和必要者。而其余的东西则是非本质的、外在的东西，是不能决定宗教之为宗教的可变者和非必要者。换言之，象征的对象是本质，而象征体系本身只是形式。本质是单一的，形式是多样的。当人们只执着于本质而非执着于形式时，得其“精意”而忘其“字句”时，得其“意”而忘其“言”时，对话就成为可能。
学术界在研究宗教和讨论不同宗教关系的问题时，其方法上的客观性和语言上的非宗教性，可以帮助造成一种宗教的信徒对另一种宗教的更不带偏见和更准确客观的理解，可以起一种在不同宗教之间铺路架桥的作用。这也为宗教对话走向成功增添了可能性。
3、宗教对话的长期性
尽管宗教之间的对话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事实仍然是，这种对话进行的时间还不很长，开展的范围还不很大。鉴于各宗教之间的隔阂历史悠久，范围广泛，又鉴于这个问题牵涉的因素之繁多，面对的难题之复杂，所以任何人都无法预言它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巨大的突破或全面的成果。相反，包括学者和宗教领袖在内，任何客观冷静的观察者都只能预期一个漫长的对话过程，即便是最为乐观的观察者，也只能期望这个漫长的过程能够逐步扩大范围。
二、问题的发展
1、19世纪末的开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人类所有的最重要的宗教”内部都产生了一些促进改革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他们都对本宗教的保守和排他倾向有所矫正，对外部世界也或多或少地倡导一种开放态度。这无疑对于宗教间的对话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基督教内部，利奇尔主义亦译里敕尔主义。所代表的新教自由主义神学，以及神学家或基督教作家中的黑格尔主义倾向、伦理学方法、文化哲学和宗教史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把宗教体验扩大到基督教之外，并把其他宗教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宗教范畴之中。在天主教方面，受到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的所谓“现代主义”神学所起的作用，也同自由主义神学在新教中的作用相类似。
在佛教方面，斯里兰卡佛教活动家和思想家达摩波罗，日本佛教著名思想家释宗演和铃木大拙，都不但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东西方各国，而且在思想上也开始重视西方宗教，一方面为佛教自身影响世界，另一方面也为佛教接受世界的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印度教方面，“印度复兴”的领袖拉姆·莫汉·罗易、罗摩克里希纳和辨喜等，都为改革印度教而努力。
在伊斯兰教方面，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也出现了一批现代主义或倡导改革的思想家活动家，如加马尔丁·阿富汗尼、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穆罕默德·阿布杜以及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等人。这些影响巨大的人物都曾在西方生活或学习，都对西方思想包括宗教思想有较深的了解，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主张吸收西方的某些影响以改革伊斯兰教。这在伊斯兰教内部是尤其难得的。
于是，在19世纪末期，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宗教界，都有了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开始以比较的、客观的、冷静的、甚至是理解和赞赏的态度，来对待自身信仰之外的其他宗教。这种事态发展的高潮，就是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由一小批教会人士所发起的“世界宗教议会”（THEPARLIAMENTOFTHEWORLD'SRELIGIONS）。这是宗教史上第一次由世界不同宗教的代表以平等地位聚集一堂的一桩盛举。大会以“宗教之间的兄弟情谊”为其宗旨，至于它采用“议会”为名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让“世界各宗教的代表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在一起，以平等的权利相互并列，以尊重的态度彼此交流”；二是要使“世界各宗教的代表来自其成员基层……而非宗教等级制度的上层”，卡尔·约瑟夫·库舍尔（KARL-JOSEFKUSCHEL）：《世界宗教议会》，载《全球伦理》，第8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这就使得“世界宗教议会”不具有体制性的特征，而具有运动性的特征，“不是僵硬的外交家之间的来往，而是一种自发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全球伦理》，第87页。这种“交流”和“接触”，也就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由这次会议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推动，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延续到了20世纪。
2、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
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几大宗教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动向，从而大大有助于弥合这些宗教内部各大教派之间历史悠久的鸿沟，有助于这些教派之间的对话甚至联合行动，有助于增进它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为20世纪下半叶的对话创造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宗教学界的学术研究方法，仍然是强调所谓“描述性”的客观方法，这对于公众对不同宗教采取公平和理性的态度也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基督宗教方面，基督新教在20世纪之前早已确立了多元并存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在20世纪之初，为了协调传教和避免亚洲、非洲的本地不同教会之间的不和，基督新教内部出现了一种重要动向，即所谓“普世合一”运动（ECUMENICALMOVEMENT）。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是这一运动的重要起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甚至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卷入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之际，欧美各国教会人士在康斯坦茨举行和平会议，号召各国教会说服本国政府与别国友好，维护和平，随后并成立了跨宗派的“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同盟”。另外，从1925年第一届世界基督教生活与事工大会开始的“生活与事工运动”，以及1927年第一届世界信仰与体制大会所推动的“信仰与体制运动”，都联合了众多不同的新教宗派。这些运动合在一起，终于导致了“普世运动”的一个高潮，即“世界教会联合会”（WCC,亦译“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于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宣告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甚至还有除当时苏联东欧以外的东正教会的代表。这些动向不但为新教各宗派间的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为后来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某种有利的条件。
在20世纪以前，亚洲的佛教就已开始了同西方文化的接触，并通过东方的僧侣与西方的传教士而与基督教进行了双向的交流。20世纪以后，一方面，西方有更多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佛教研究并向西方公众推介佛教教义，另一方面，东方也有一些高僧大德前往西方，同西方宗教界学术界进行了不少卓有成效的交流。这些东方和西方的学者、僧人的大量工作及其成立的组织，大大推进了西方人对佛教的深入认识和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的对话开辟了道路。
在伊斯兰教方面，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叶大获进展，但1926年还是在麦加召开了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以求加强不同地区不同教派的穆斯林之间的团结，并为此设立了永久性的泛伊斯兰常设机构。然而，由于民族独立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所以在那里占上风的思想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上的对话。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民族主义往往同宗教上的现代主义而不是同保守主义结盟，所以至少在先进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当中，它是有利于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因而是有利于对话的。3、20世纪下半叶的转变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使宗教之间对话的问题有了很大的转变，从极少数人的理想变成了许多宗教界学术界人士的共识，从而得到了一系列实践尝试和理论探讨。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尤其是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维护和平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不合理社会关系所导致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犯罪盛行、道德危机等等，都成了各大宗教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这也要求各宗教作出回应，以助解决。这又造成了不同宗教必须通过对话寻求合作基础的形势。
20世纪下半叶，由于诸多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移民规模巨大，再加上某些国家的交通技术和社会政策带来的方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混居杂处的局面也发展迅速。这就造成了大量不同宗教之间距离缩短、教徒相互为邻的情况。一些过去局限于民族范围内的宗教，例如印度教和藏传佛教之类，迅速传播到了远离本土的世界各地，使得整个世界上宗教多元化的景象更加触目。此外，交通、传媒和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使得不同宗教之间的接触大大增加。所有这些发展一方面使宗教对话的需要更为迫切，另一方面也为宗教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后半叶的宗教对话有了很大的进展。首先值得提到的，是信徒人数在各教中位居第一的罗马天主教的加入。在1962年—1965年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VATICANⅡ）的“革新”和“开放”方针指引下，罗马天主教设立了与其他基督徒、与其他宗教甚至与无神论意识形态进行对话的一系列机构，参加了前述“世界教会联合会”（WCC）的某些活动，与东正教建立了友好关系并撤消了一千年前相互开除教籍的决定。这无疑是对宗教间对话的一大推动，也造成了宗教间对话形势的积极转变。在这种推动下，当代世界上倡导宗教间对话的著名代表中，具有天主教背景者占的比例很大。在中国较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有孔汉思、斯威德勒、潘尼卡（R.PANIKKAR）等人。
还应该提到的是，早在1961年WCC的新德里大会上，罗马教廷就派了观察员出席，苏联和东欧的东正教会也参加了该联合会。这样，联合会所代表的普世运动就开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基督教各大教派之间的对话。同时，随着该联合会和别的一些国际性宗教组织在联合国或世界范围内展开活动，随着宗教和平大会等跨宗教组织的活动持续开展，世界各大宗教也有更多的机会坐在一起，平等对话，共同讨论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伦理建设等重大问题。
所有这些进展的一大高潮，是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集的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这次“由来自几乎每一种宗教与教派的六千五百人参加”《全球伦理》，第2页。的大会，“在宗教史上第一次勇敢地制定并提出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份宣言在大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然而，令人鼓舞的是，正当许多宗教都在流血的战争中卷入种种政治冲突之际，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同宗教的代表，都以世界上无数信徒的名义签字，批准了这份宣言。”《全球伦理》，第2？3页。这就是说，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终于开始取得了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在对话中为着全人类的福利而搁置了对自身象征体系的执着。
还应该提到的是，为20世纪后半叶宗教间对话的进展，付出心血最多、实际活动最显著的，乃是一批富于良知、勇敢正直的饱学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有西班牙—印度的雷蒙·潘尼卡、瑞士—德国的孔汉思、美国的韦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列奥纳德·斯威特勒、英国的约翰·希克与日本的阿部正雄等。他们既持守自身信仰而又以天下为己任，思想深邃，悲天悯人，对不同的宗教及其精神，以至有关的神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问题有着超出常人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他们都以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对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说明，对宗教之间的对话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有一些至今还活跃在宗教之间对话的领域之中。宗教界内部尽管仍有种种主张保守和封闭的势力和运动，但是主张改革和开放的力量和趋势也依然存在。21世纪的全球性社会历史变动，会激发后者的生长，更会迫使各种不同的宗教加强合作以应付共同的难题。因此，宗教间的对话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它关系到“地球村”里的居民能否和睦相处，能否愉快合作。毕竟，我们在茫茫宇宙之中，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可以居住的村庄。
转载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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