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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2-07-18 08:53:37点击:0

 


   一、序言

 
  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长久以来吸引着我的好奇心,1969年我发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曾对他们有所叙述和分析。分析的案例是咨议局的 1643位议员。不幸那时此一研究遭遇种种困难,即使是议员名录亦不完整,议员的年龄、学历、出身背景等,更是多有残缺,所得实属一鳞半爪。虽然如此,我还是大胆的就仅有的资料作了一个分析。a 我一直不满意此一研究,决心继续搜集资料,冀望有一天再写一篇文章,能把立宪派人的面貌,原原本本的呈献给学术界。年前北京之游,有幸能在故宫第一档案馆阅读史料,在惊喜的情况下发现七省咨议局议员名录及相当完整的出身背景。随后耿云志先生赐寄江苏、浙江两省咨议局议员题名录,加上原先已有的六省资料,合共为十五省,已超过了总数(21省)的三分之二。将新旧资料合并分析,抽样的误差似已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无法求全的情况下写成本文。如果能得方家指正,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将是感激不尽。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目的。
 
  谈辛亥革命,“立宪派”这个名词一向是含着讽刺意味的。
 
  清末内忧外患严重,国势阽危,亟起献身救国运动者,分为两大流派:革命党与立宪派。从事立宪是在现状下求改革,主张革命则力图推翻现状,两派水火不容。结果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革命党是成功者。立宪派所拥护的现状消失,是失败者。原先两派立于对等的地位,革命后立宪派无有容身之地,深恐他人旧事重提,自此隐姓埋名。革命党人则大写回忆录,追述他们的“灿烂光辉”事迹,今天在台北的革命党史库中,保存着革命党人的点点滴滴,应有尽有。加上革命党史家的“发扬光大”,革命党“功在国家”,大家歌颂。而立宪派大江东去,了无踪影,任人嘲笑。本文借叙述立宪派背景之便,研究其性格特征,指出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有其性格上的限制。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目的。由于我的训练浅陋,是否带有偏见,敢请同好学者明鉴指正。
 
  二、立宪派的阶级背景
 
  立宪派原先并无组织,服膺君主立宪的人,各自有其主张,偶而借报章杂志互相呼应,没有实际行动。宣统元年(1909)咨议局之设立,立宪派获得了结合的机会。全国二十一个咨议局共计选出 1643 位议员,a 立宪派人大多竞选成为议员,以咨议局作为议论场所。他们发动请愿,逼使清廷将九年预备立宪进程缩短为六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们卷入了革命的狂潮中,有所影响。
 
  咨议局人士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我过去曾就六省议员的背景资料做了初步的分析。现在我的资料增加为十五省,出乎意料,所得结论与旧日者竟是大同小异,兹将原先的结论及统计上的些微修正引述如下:
 
  (一)他们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表一所示,他们 89.13%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 10.87%不具功名背景。各种功名的分配,进士 4.35?%,举人 21.27%,贡生 28.73%,生员 34.78%。依照张仲礼的分法,上层(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占 54.35%?,下层(生员)占 34.78?%?,显示上层绅士为多数,很有势力。二十一省 63 位正副议长,进士有 32? 人,高达 50.79%, 举 人 19? 人,30.16% ; 贡 生 3 人,4.76% ; 生 员 4人,6.35% ;不具功名者 5 人,7.94%,更可得见绅士阵营之强大。a
 
  (二)他们曾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担任职务,多为中级官吏,最高者为监察御史,最低者为州县教谕。没有任官的,多以捐纳方式获得职衔。
 
  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
  资料来源:
 
  奉天:奉天省咨议局第一次报告》, 奉天通志》(民 23 年),155—156 卷。
 
  吉林、黑龙江、直隶、安徽、福建、河南、贵州: 咨议局
 
  议员名录》(北京第一档案馆 · 抄件)。
 
  江苏: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名录(耿云志先生提供)。
 
  浙江:浙江咨议局议员名录(耿云志先生提供)。
 
  湖北: 选举表》,《湖北通志》(民 10 年),10 卷,72—73 页。
 
  山东: 宪政编》,《东方杂志》,宣统元年 7 月号。
 
  陕 西: 选 举 》,《 续 修 陕 西 通 志 稿 》( 民 23 年 ),43 卷,50—51 页。
 
  四 川: 辛 亥 革 命 回 忆 录 》 第 三 册, 北 京, 文 史 出 版 社,1962 年,146—151 页;又见《四川咨议局筹备处分配议员表》,《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广东:广东省咨议局编: 稽查录》( 宣统二年 ),1—7 页。
 
  说明:包括后补议员在内。
 
  (三)由于时代变迁(废科举、兴学校),部分具有传统功名者,随着转变,曾入新式学堂攻读,或负笈海外。据目前所得资料,1643 人中,167 人(l0.16%)接受了新式教育,本国学堂毕业者 62 人(3.77%),日本留学者 105 人(6.39%)。一人兼具传统与新式教育,可谓新旧合璧。
 
  (四)他们的家庭多数富有。咨议局选举章程中规定,家有五千元以上资产者,亦可以参加竞选。在当选议员中,仅陕西省议员七人、山东一人、贵州一人以资产资格当选。实际的情形当不止此。科举功名与家庭殷富是不可分的。虽然获科举功名者亦有寒士,究为凤毛麟角。旧日科举,十年寒窗,若非家道殷富,几属不可能。留学海外,更只有富有人家才能做到。
 
  (五)他们大多数是四十三岁上下的中年人。目前所获资料,奉天、黑龙江、江苏、湖南、四川等五省议员的年龄记载完整。
 
  平均奉天 45 岁、黑龙江 40 岁、江苏 42 岁、湖南 45 岁、四川42 岁,五省平均为 43 岁。
 
  这五种背景形成了他们既保守又进取的性格。保守的因素在于他们的功名与家庭富有。功名得来不易,有功名进而为官,退则为绅;前者参与政治,后者是地方上的名流领袖。功名既已到手,绝不轻易放弃。科举制度虽已废止,如果清室不亡,既得的利益可以继续享受。家道殷富者最怕社会动荡不安,影响他们的财富。这是常理,可以肯定绅士阶级是保守的。
 
  但新式教育使他们趋向进取。新式教育使他们认识了国家内忧外患的严重性。身为社会的领导阶层,有心起而改革。改革是在现状下为之,是有限度的改革,以不动摇社会的稳定性为原则。因此,他们绝不革命;革命会动摇既有的社会基础,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绅士阶级所畏惧的。
 
  三、立宪派反对革命
 
  有了以上的了解,便不难认识立宪派人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武昌起义之后,何以革命会在短短的一百二十五天就结束了?我曾经为文加以讨论。我认为革命狂潮之迅速消退,是因为革命党中温和型领袖与立宪派中进取型领袖达成协议的结果。革命时期的人物,大别可以分为激进、温和、保守三个类型。所谓激进、温和与保守之分,如果我们试用温度计探测,所显示的就是对于时局反应的冷热之不同。激进的要求改变现状,其热度可能超过了沸点。保守的冷漠改革,可能冷漠到了冰点。只有温和型的人,取的是中庸之道,不过热也不过冷。
 
  一般而言,走极端的少,恃中庸的多。我们用一个菱形◇来表示,其位于上端者,是激进的;位于下端者,是保守的;位于中间者,是温和的,其多寡关系十分明显。其实,激进、温和、保守这三个类型的自身又有程度的不同;激进中更有激进者,保守中更有保守者,温和型的也有或多或少程度上的差异。三个菱形并置,可能有一部分是重叠在一起的,其形状如图 1。
 
  造成激进、温和、保守的因素,除了家庭社会背景之外,教育亦有相当关系。清季之世,儒家文化趋向保守,西方文化强势出击。接受西洋文化者进取,固守儒家文化者保守。革命党人多数羡慕西洋文化,力图效法;保守派固守传统,一成不变;立宪派半新半旧,有进取,有保守。再以三个重叠的菱形表示,以 S?分开传统文化(T?区)与西方文化(W?区)的影响,可以看出三个党派的新旧教育关系(图 2)。当然,并非没有例外,在此不必深论。
 
  革命党与立宪派关系图
  这三个菱形,用以形容辛亥革命时期的三个党派,不难窥其互动关系。革命党中的温和型者,在某种程度上与立宪派中的进取型者是重叠的(图 1A 区)。同样情形,立宪派中的另一部分,又与保守派重叠(图 1B 区),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后,部分立宪派人与革命党人合流,另一部分则走向反动;汤化龙与林长民倾向于与黄兴、宋教仁等妥协,属与前者(A? 区),甘肃咨议局张林焱等欲迎溥仪西狩建小朝廷,属于后者(B 区)。史家论革命党人物,孙中山、胡汉民属于激进中的激进者,黄兴、宋教仁属于激进中的温和者。黄兴一派的势力在武昌起义后领导着革命党的发展方向,所以南北妥协,迅速达成和议。张林焱的小朝廷思想不能成为事实。辛亥革命狂潮之迅速消退,是革命党中温和型领袖与立宪派中进取型领袖妥协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能获致妥协,是因为他们的进取与保守程度颇为相近之故。a
 
  我们不要以为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辛亥革命所获得的成果不多。除了推翻清廷,结束王朝政治之外,革命别无所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尚未成熟,亦无从实现。其“平均地权”观念虽然早已提出,但辛亥革命以前已为“平均人权”所代替。革命后民族的危机依然严重,议会政治昙花一现,社会没有改革,人民的生活较前更为低落。凡此种种均证明辛亥革命的成就极其有限,革命必然再起。
 
  立宪派与革命党妥协,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如果秩序不保,他们的功名、财富、社会地位随之不保,这是他们最感恐惧的。各省咨议局人士致力于阻止革命形势的扩大,稳住了旧有的秩序,他们的既得利益丝毫不受损伤。同意有限度的改革,还可以提升绅士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更大的利益。基于这些基本的利害因素,很难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
 
  辛亥革命与西方中产阶级革命有实质上的不同。西方社会有贵清末革命分子著名的“四大寇”,由左至右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尢烈,
 
  此四人经常在香港高论时政,倡言推翻满清族与平民之分,在君主专制政治之下,贵族与君主认同。从平民中新兴起来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地位受到压抑。只有革命,才能自君主与贵族的手中争取到权利。而中国的绅士阶级,其功名为皇帝所赏赐,形同贵族,感恩图报,唯恐不及,加上其利益根深蒂固,实没有掀起革命的理由。推动君主立宪,一朝议会政治实现,不仅可以保护既得的利益,更可进而监督政府,获得新的权力,何乐而不为之。反之,如果选择革命,无异舍本逐末。
 
  革命是年轻人的志业。年轻人喜欢打抱不平,喜欢冒险。
 
  打抱不平是为了公理,冒险可以创造光明的远景。年轻人有了正义感,必定勇往直前。无论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或 1949 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富有号召的革命义旗吸引了年轻人的热情,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统计同盟会的成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十七八岁至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他们许多人来自绅士家庭。但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实现理想,不是为了保有父母的财产。年轻人抱着赤忱去革命,只有年轻人才是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鲜有革命者。中年人的体能已不如青年人,闻说要他冒险犯难,立即便有恐惧倦怠之感。中年人在社会上多半已经小有地位,或“薄有田产”,而且拖家带口,他们是不革命的。立宪派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多半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
 
  有人会说,孙中山在辛亥年已是四十四五岁的中年人,为什么还是不改其革命初衷?中山的革命生涯至少要从 1890 年算起,其与陈少白、尢列等高谈革命,始于此时,年方二十三岁。
 
  兴中会组成时(1894),亦仅二十八岁。自此之后,他走上了不归路,成了一位职业的革命家。但是民国十四年(1925)北上寻求与段祺瑞妥协,年已五十八岁,感叹时不我与。逝世时,口中念念有语: 和平奋斗救中国”,似乎已倦于革命。严格的说,中山的家庭背景与毛泽东相去不远,与其说他是资产阶级,不如说他是无产阶级。中山原先想拉拢绅士阶级,然后者嫌他没有功名,家无恒产,不愿与之为伍。
 
  总而言之,中年以后拥有资产的人不革命,除了少数例外,似乎是不易的常理。
 
  四、绅士阶级亦知识分子
 
  功名绅士固为资产阶级,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简单言之,凡能运作其知识以表达关怀社会之荣枯者即是。旧时教育极不发达,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只有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读书人”能认识国家社会的处境,能借文字表达他们的关切。这些读书人就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自八世纪初年科举制度建立以来,知识分子的脉络更为明显,科举功名之士为知识分子的正宗,直至 1905 年该一制度废止,知识分子的结构不变。辛亥革命时期,传统的知识分子仍当壮盛之年,主导着社会发展的趋势,故科举功名之士,实同时具有双重身份。
 
  此双重身份有时互相矛盾,有时相辅相成。涉及个人的利害时,可能产生矛盾冲突,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便是如此的。做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中国尽快改革,即使发生革命亦在所不惜。但想到了个人的资产阶级身份,便立即退缩下来,绝不革命。近代以来的几次现代化运动,都是绅士阶级所宣导。
 
  首先是自强运动,魏源等提出“以夷制夷”的观念,曾国藩、李鸿章等热烈响应,掀起“器物革新”的自强运动。及至中日甲午一战失败,康有为则认为西洋列国除了坚甲利兵之外,“别有所本”。戊戌变法看到了“制度革新”的层面。辛亥革命所要求的还是制度革新,梁启超等一度主张“破坏”、“革命”,但随即感到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断然放弃。革命无成,导致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大谈“意识形态”(ideology)?,以为有了理想的目标,便可挽救危亡。中国之走向马列主义就是这样来的。这一连串的现代化运动都是知识分子所倡议。其中自强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无不是绅士阶级的知识分子运思之结果。只有五四时期的意识形态运动者稍稍有所不同,是时旧绅士衰微,新知识分子兴起。总而言之,若无知识分子主导,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将无从推展,农工阶级恐怕依旧懵懵然不知所谓权利,遑论革命。
五、结语
 
  观察立宪派的背景,可以确定其绅士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身份。观察其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忽视其反革命的本质。绅士阶级在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下,也是知识分子。此双重身份,在不影响他们的利益前提下,他们主动关心社会的荣枯。辛亥革命是知识分子所宣导。但革命影响了绅士阶级的既得利益,因此立宪派人起而阻挡革命的去向,限制了辛亥革命的成就。
 
  张朋园

  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 - 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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