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奴隶社会吗
众所周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我们国家是有奴隶社会的，夏商周就是。但是，新近的学术研究表明，夏商周时期被称为封建社会更合适。封建的本意就是分封建国，夏商周时期与西欧封建社会小国林立的状况是一样的。
那么，封建社会可以同时是奴隶社会吗？或者说，所谓封建社会是从国家的政治架构上讲的，如果从阶级对立的角度看，夏商周时期是不是奴隶社会呢？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如下：
一、众所周知，周代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井田制，就是说，一大块田地被分割成为井字形状，处在最中间的就是公田。中国的历史学家教育我们说，中间的公田归奴隶主所有，由奴隶耕种。那我们不禁要问，周围的田地属于谁所有？难道属于奴隶？如果说周边的田地属于低等级的奴隶主，那么高等级的奴隶主难道没有自己的奴隶，以至于要低等级奴隶主的奴隶来为自己耕种？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贡赋制度，中间的公田的产出是用来贡赋的。这个回答显然扭曲了贡赋制度。贡赋的核心是受
我对井田制的看法是：井田中心的一块，的确属于公田，但它的意义是按比例
有人说，当时是土地公有制，其依据是一句名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这里的“王土”，并不等于王所有之土，它还可能是王管理之土的意思。至今也没有制度性文献来证实，当时全国土地都归国家所有。相反，土地国有的说法与分封制度本身就是矛盾的。
春秋早期，晋文公重耳曾经出亡，途中饿极，求食物于耕作之“野人”，“野人”奉以块。文献的注释是，野人就是农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载，说明当时在土地里劳动的就是农民，而不是奴隶。如果当时是奴隶社会，在地里劳动的不应该是奴隶吗？
二、《诗经》里有两篇诗文，其一曰《硕鼠》，其二曰《伐檀》，中国的教育者们说，这是奴隶对奴隶主控诉的时代最强音。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控诉的吧。
《硕鼠》开篇，即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里，我就提两个问题：1、如果这篇诗文是奴隶的控诉，那么，奴隶自己本身就是奴隶主的财产，亦即他是不可能有财产的，他能讲出“我黍”的话来吗？如果作者是农民，此话就很好理解。因为农民佃种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交完实物租金，剩余的就是自己之黍，即“我黍”。2、“誓将去女，适彼乐土”，解作“我发誓要离开里，去寻找一个快乐的地方”，无疑是对的。但是，假如当时的确是奴隶社会，奴隶跑到哪里会不是奴隶呢？奴隶的身份会因为逃跑而解脱吗？相反，如果作者是农民，亦即自由民，他就可以到地租较低的别的诸侯国去，或者佃种别的土地所有者的田地。
与我们现代的阶级史观读诗不同，古人在读此诗时，有如下理解。《毛诗序》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熹《诗集传》：“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就是说，古人读此诗文时，认为是税赋太高、政令苛刻，他们并不认为那个时候有什么奴隶主与奴隶的斗争。
我们再来看《伐檀》。该诗第一段为，“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首诗同样被认为是奴隶对奴隶主的控诉。我的问题是：奴隶哪里来的这么好的学问，能够写出如此经典以至于传唱千古的诗文？特别是，这首诗和《硕鼠》一样，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反复吟咏，今天中文系的大学生似乎也很难有此文学功底。难道古代中国的奴隶主还送奴隶去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劳动者理解为农民，就可以说通。农民劳动交了租子之后，经济条件好的会有一些剩余，就会供养自己的子弟去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之中，就有不少家庭条件相对贫困的。
三、一般认为，奴隶产生的途径有两个，其一是战争，其二是债务。我以为，这两个途径在中国都产生不了大规模奴隶。
先看战争。在中国，并无将战败者有系统奴役史料，相反，中国的战败者，都是集体迁徙，远离原住地，甚至进入深山老林，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少数民族。相传炎帝和黄帝战争失败，最后炎帝一直跑到了湖南炎陵县。这里紧挨江西井冈山，这里地势复杂，交通不便，在当时应该是相当偏僻的。今天的朝鲜族，据说就是商朝箕子的后代，商朝被周朝取代，商人的一部分因分封纣王的儿子武庚被留在了今天的河南，一部分被迁徙到了今天的东北。就是说，即便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也没有导致战败者被大规模、有系统的奴役，即没有将战败者没为奴隶。
再来看债务。自从炎黄时期开始，中国就是聚族而居，就是说同一个家族聚居在一起。时间久了，难免经济条件分化，从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在这种人伦社会里，是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奴隶的。亦即，可能有债务人还不起债务，自己或者子女到债权人家里做奴婢佣人，但是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奴隶，并由此被称为奴隶社会。大规模奴役同宗族之人，如同辱没自己的祖先。由于同姓不婚，异姓之间多多少少会有亲缘关系，也难以产生大规模奴役。因而，在人伦社会中，不可能通过债务方式产生奴隶制度。
四、我有一个看法：奴隶社会一定是民主社会，如古代罗马，而中国式人伦社会，一定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社会。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社会结构说起。古代罗马的奴隶，是大规模、长年累月战争的结果，罗马人将相当一部分被征服者变为奴隶，亦即免费的劳动力。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因为，一个社会的结构中，贵族总是少数，如果既要防范广大的平民，又要对付众多的奴隶，光凭贵族的力量根本做不到。只有实行民主，让平民体认罗马就是自己的国家，与贵族的力量联合起来，一个对内部民主、对外族奴役的帝国才可能建立起来。与罗马情况类似的，还有同时期的迦太基帝国。（相关情况，可以参看阿庇安《罗马史》）
相反，一个人伦社会，基于其血缘辈分关系，就不可能有平等。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
五、奴隶社会产生不了礼教。礼教的前提是把人当人，只是承认人分为不同等级，同时相信教化的功能。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存在和大家一模一样，但不能被当作人的动物，这个社会就是人格分裂的。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相信教化。因为，对奴隶不存在教化的问题。奴隶在奴隶社会的人之外，是工具。对工具需要教化吗？儒家当时有一个礼教规则，叫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两极，其实就是大夫即贵族和庶人即平民。除此之外并无什么奴隶。
六、孔子曾经有一句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最开始发明用陶俑陪葬的人，是不是要断子绝孙啊。
现在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奴隶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奴隶主死去时，会用许多奴隶陪葬，而孔子是奴隶制度的维护者。如果孔子连用陶俑陪葬都反对，那么他不是更反对活人陪葬吗？如果孔子维护的一个既有社会制度，并不存在大规模活人殉葬的做法，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是尊重人的生命权的，那么这个社会会是奴隶社会吗？
七、秦末，中国出现隶书，即从事抄写等役之人为简便书写而发明的一种书体。隶在当时的本意是隶属，即归属某单位从事某事的人。现在为了附和奴隶社会的说法，有人把隶书的发明者程邈看成是监狱的犯人。即便是监狱的犯人，也不是奴隶。且众所周知，学术界认为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封建社会，亦即社会中不再存在奴隶了，那么到了秦朝末年，难道还有奴隶吗？可见，当初之隶，并非奴隶之意。
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历史上似乎并无奴隶和奴隶社会之说。即便附会把隶书的发明者称为犯人，也还是与事实相去悬远。我们要问，今天书写十分便利的时代，监狱当局也很难让犯人自由书写，古时候需要以刀刻竹子的时代，难道要犯人写思想汇报？是什么文书需要他们迅速书写呢？我想，公文信函之类一定不是，那些是由书写者自己一次性书写的。唯一有可能需要抄写的，是有大量需求的书籍或者文章。就是说，隶书的发明者实际上在类似于今天的印刷厂工作，他们是抄写者，为了提高抄写的速度，他们发明了隶书。
以上的分析应可证明中国并无奴隶社会。但是，为什么如今的史学界要说中国的夏商周就是奴隶社会呢？目前已经解密的资料显示，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中国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就有一些学者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历史阶段的划分，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但是一直没有定论。（参见梁漱溟《读书与做人》P22，亦可参考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胡适认为夏商周是封建社会）中共建国之后，毛泽东主席一次在和郭沫若的谈话中，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按照马克思历史发展的阶段，大致划分了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并作出了中国近代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性的论述。由此，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就这样被定调了。
那么，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阶段论，是不是适合中国呢？按照
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早已遭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最著名的有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里我就不多说。我自己的看法是：1、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是基于不同的标准，比如奴隶社会是按照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封建社会是按照政治架构，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生产力要素，均不是同一标准，只有按照同一标准对事物分类，这样的分类才是科学的。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阶段划分应该是这样的（按政治架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专制帝国社会、专制党国社会。由于与本文主旨无太大关系，这里就不展开。2、观察自然界的现象，如天空飞翔的鸟、水里游动的鱼、陆地上奔跑的兽类，我们很难说它们哪一个在哪一进化阶段、哪一阶段比另一阶段先进，我们只能说，他们如今的状况是他们根据环境进化的结果。我甚至认为，我们不能说人类社会就是动物进化的最高阶段。如果进化是同一条轨迹，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上的植物会消失、单细胞动物会消失，接下来食草动物会消失……最后，所有的动物都变成了人，或者地球上只剩下了人。可能吗？与自然界一样，我们也很难说，某一个伟大的历史阶段在等待着我们。3、马克思再怎么高明，他毕竟没到过中国，也没对中国的历史作专门的考察，按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理论，我们凭什么就相信他说的是放在中国亦皆准的真理呢？或者，我们中国的历史阶段，假如真有某种历史阶段的话，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学界自主考察出来的，而是根据基本不了解中国的革命导师的话钦定的呢？
中国的历史到底怎么样，我想还是应当留待有独立人格的史学家们来考察。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思考表明，世界不是一个模子，人类不是面粉或者稀泥，可以任由伟大领袖或者导师来捏造。学术就是学术，学术是学者的学术，在政治家框构下的学术，失去了学术的本我。我们只有了解了自己，才可能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人格、健全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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