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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鹿鼎在于公民社会——评社科院开除范亚峰事件之二
来源:中国公民维权联盟首发 作者:中国公民维权联盟首发 时间:2009-11-19 09:46:41点击:0


陈永苗

 

因从事教会维权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基督徒范亚峰于2009112日被以“政治”原因遭开除,法学所有关领导和人事部门宣称是“不再续聘”。

  被体制炒鱿鱼,还是炒体制的鱿鱼?很显然范亚峰是后者,对于遭开除,是他所乐意的,并且不发怨气于法学所。在范亚峰之前,我知道的被社科院开除的还是有刘军宁。与体制的关系,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咬不断的脐带。他们最为推崇的出世,不过是对入世献身于君王的调情。儒家知识分子如何反抗,都没有体制外生成新体制的能量。割袍断交,或者剔肉还骨,都充满着浓浓的哀怨。刘军宁与范亚峰都没有如此,也只有接近基督教精神的知识分子,才有如此。

对于儒家知识分子而言,没有君王主子,没有庙堂体制作为自我实现的场域,他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而基督教进入中国,塑造了真正的独立性,自我满足无须外求,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之中,就获得完满。这是对儒家知识分子人生观的重估和颠倒。范亚峰以及许多基督教知识分子,可以在教会和公民社会中做工,而与体制脱得干干净净。

不管如何成为英雄和人神是少数人,政治领域再大,也是少数人的,当奴隶解放出来要进入政治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形成一个类似政治社会的市民社会,可以容纳大多数人。基督教精神的兴起,与奴隶解放同步,它帮助摧毁了善、美好等价值集中在政治,政治之外一无所有的秩序,让原始基督教团契成为市民社会的模子,取代家庭政治社会的的模子。  

这样市民社会反而成为善、美好等价值的所在地,卓越和勇敢本身并不成为目标,而必须服务于市民社会。卓越的人是咨询师,勇敢的人是战士,他们与所服务的大众,是契约交换关系,不再是“自然的”或者“神话的”统治关系。而国家和政治社会,没有了价值,反而是必要的恶。国家和政治社会中的卓越和勇敢,在政治或制度上,没有地位,而只有作为政治或制度的基础,爱与正义的理想中,在公共宗教中,在舆论公共性中,才勉强存在。

在我看来,已经掌权的人,就丧失明天,已经变为幕僚的公共知识分子,就丧失了公共性。因为他们受制于必然性,必须在污泥中挪动,而无法自由地天马行空。进入了体制,就是精神上的死亡。况且是1049年秩序这样具有黑铁般原罪的体制。

我在《我为什么要奖励温家宝一朵小红花》中说,我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宪政是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也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所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为这个准备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评判过去的国民党,现在当政的共产党,为了这个做了什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尽管我们处于共产党强大令人窒息的统治下,也被其意识形态污染了灵魂,但是我们的历史高度高于共产党。我们是未来中国的先知和捍卫者,未来的高于过去的,如何不能对一个在任的总理发给一朵小红花。道义上的赏罚在于我们,我们可以从历史的高度给予批判,也可以从历史高度给予奖励。

 我把温家宝列为第一位维权人物的努力,不过在于重建一种自由主义本来应有的高度,在于建立一套本来面目的价值批判体系。这个体系,被污染了,被下降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如果自由主义光站在对抗的位置,而不是统治的位置上,那么就会把我的这种努力说成谄媚和投敌。单纯站在对抗的位置,不过是奴隶,而站在我这种位置的已经是主人了。我们虽然被政治压迫,从主权中流亡,但是发出主人的声音,举行主人的战斗。

对于卖身不卖主义的王沪宁,我还是很有几分敬佩。据当年在复旦大学的同事说,当年王在复旦学习和任教的时候,还是颇有锐气和见地的。但当他进入体制之后,便宛如太监挥刀自宫后入宫,从来不就政治改革提出任何建议。最可怕的是,通过卖主义来卖身的一些人,例如房宁。用主义包裹自己身体,卖义兼卖身是最恐怖的。

我们应该有一种心态,这种内心的微笑。我们有资格对掌权的人,对威名赫赫的中南海知识分子,说那厮没资格和我对话。林昭看不起毛泽东,白志清看不起邓小平,陈子明可以看不起李克强,刘军宁可以看不起王沪宁。

甚至在孙中山,毛泽东这一些眼里,他们身上承载的中国历史使命,比元首的都大,章太炎说康有为要当教主,不是皇帝波斯的哲人,看不起王权。王权不过是世界世界精神的道具,基督徒也可以看不起。阴间的权柄,不过是坐在罗马坟墓上的幽灵。

  专制权力对人的奴役,对于知识分子尤甚,好像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把这种绝望内化,内化成为主义,内化成信仰。过去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为什么总是以造反和推翻的形式来解决的。关节点就是稳压阶层儒家知识分子,老把自己放在天平统治者一边。兴,百姓苦。在世道好的时候,他们尊君维护王道乐土,维护礼教。危,百姓更苦,在世道不好的时候,他们更是扼住百姓抗争的喉咙。

90年之后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诱惑更大,奴役根深。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的知识分子,只要言论自由一项,就足以打发他们。他们就会自带干粮,为专制喊话,而且不要工钱,只要一丝丝暗许。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在庙堂之高,或者附近。一种在江湖之远。如何站队问题,或者内心如何站队,已经刻不容缓。如今一个改革共识破裂的时代,应该走出书斋奔向田野,还是应该保皇,这很急迫。

    改良立场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保皇,其心中的自由倾向,不会在政治中发生任何作用,而仅仅以一种非政治的文化形式出现。改良建立在极权与民众的同一质上。在极权之初,确实有一种同一质。这种同一质,可以解释为左派的和右派的。极权主义政体是极权主义的官僚化,组织化,极权主义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要克服其官僚组织化。因此于无产阶级真民主对立的官僚组织化,也同样是其敌人,并且被命名为资产阶级化。把内部敌人推到外部。右派的解释,一个在于从极权主义的原初意图中推出自由和民主,另外一个解释在于相信可以回归同质性。昔年民国自由主义人物被极权主义俘获,并非没有鱼饵。

二者的同一个问题在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可以帮助启蒙政党从良。即使是左派的武力推翻要求,这种暴力也是道德的。改革时代的右派诉诸于道德启蒙,而构成对其批评的新左派,同样开出来的是道德药方,并没有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可靠因果。相信一个已经蜕变为官僚权贵集团的启蒙政党,可以道德上变好,已经在8090年代在自由主义学说上否定,但是甚至右派都不能拿这个成果,来反思自己是否也同样患了这种毛病。道德很容易变为划分敌我,把内部矛盾外化,变为打击内部分歧的大棒。

改良的立场,是错误的。只能退回到建设公民社会,必须对现秩序怀着无望绝望的心理,老老实实坐下来,搞将来新秩序的奠基工作。用政治自由和公民社会建设,作为知识分子的目标,而要求他们放弃调整在政坛中实现自我满足的渴望,如此就能扭转公民社会与政坛的地位高下。抬高公民社会,贬低政坛,不认可一切美好价值的都由中南海来指派的人生观,不仅仅是从政坛的腐败昏暗这个角度出发,而且是从鹿鼎在于公民社会这个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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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国公民维权联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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