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网站首页 |公法评论|公法经典|公法专题|公法案例|公法论文|公法文献|资料下载|西语资源|公法史论|公法时评|公法新闻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网站地图
网站公告:欢迎访问公法评论网。浏览旧站请进:经典旧站
公法评论网全站搜索: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您现在的位置 : 公法专题 维权运动专题 文章正文
陈永苗:维权运动与基督教政治的复兴
来源:中国公民维权联盟首发 作者:中国公民维权联盟首发 时间:2009-11-15 22:51:20点击:0

   ——纪念团结工会被承认25周年

陈永苗

从原始基督教会到天主教,再从宗教改革再到二战之后,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治精神当中,基督与敌基督的消长,呈现住一个对称的结构,从原始教会到罗马天主教,就像在敌基督山往上爬,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从新教改革开始到二战之后,就是敌基督下坡路,越来越低,越来越薄。

二战之后欧洲政治有一种是对基督精神的回归。这种回归,正是针对最大的敌基督,纳粹法西斯进行抵抗运动而获得的。天主教是二战期间抵抗运动的最大力量,而天主教的最源,原始基督教会也是在对罗马的抵抗,对其它异教政治的抵抗中形成。二战期间抵抗运动帮助基督教找回他的源头,二战之后欧中的执政力量,例如德国,很多基督教政党就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据说德国总理萨默尔正是抵抗运动的成员。苏联破产之后,启示政治也在复活的趋向之中运行,例如迈尔在卡尔施密特政治神学复兴、伯尔曼《法律与革命》、《法律与宗教》所观察到的。

似乎在希腊城邦中,自由与政治秩序是和解的。到了今日,人们还是认为城邦最好的体现了自由。城邦这个例子,对卢梭、黑格尔试图和解自由与秩序的政治哲人,有莫大的诱惑力。也似乎在罗马的世界帝国理想中,自由和政治秩序也是和解的。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一切现代革命本质上都源于基督教。革命经久不息,并不建立新的世俗秩序,反而持续不断的动摇一切人间建制的基础。现代革命带动对现存秩序的抵抗。这是前基督教所没有的。不仅仅是对特权和邪恶统治者的反抗,而且是对政治秩序本身的反抗。卡尔.巴特认为,从约翰《启示录时代》起到尼采,并非反对政府里的败坏,而是向统治者存在的权力,提出根本性挑战。巴特说,要认识到上帝乃是制服现存不义的胜利者,这便是回归的意义所在,这便是《罗马书》第13掌的意义所在。

政治秩序就是一种强权群体或者大多数人的暴政。良好的政治秩序,不过就是一种法律之下,留有余地的,还有让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翻身可能的大多数人暴政。总之政治秩序就是需要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的牺牲,必然带着恶。

所以让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翻身可能的政治斗争,成为首要问题,成为民族国家建立的根基,每一波的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的解放,必然带来人类整体的每一波解放。尽管这种解放,也是一种大多数人暴政,也可能会带来血腥的大屠杀。自由与解放是不应该被否定的,也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在法律之下留有余地的秩序,还有让少数人或者弱势群体翻身可能,成为避免血腥大屠杀的办法。 

不仅仅是官僚集团的“不法”和贪污腐化,偏离政治秩序中理想状态造成抵抗革命,而且政治秩序本身与自由之间,其和解也是假象,也是空头许诺,造成抵抗革命。抵抗革命承载福音与自由的世界精神使命,瓦解政治秩序的和解假象,并且建立民族国家,用来推进瓦解政治秩序和解假象的过程。当民族国家政治自身也形成和解假象,其官员“不法”和贪污腐化,那么就再次被摧毁,然后形成新的,如此一波又一波地前进。

霍布斯和康德反对抵抗权,是最明显的两个人。他们在君主制的模式之下,用主权作为民族国家政权的根基,否定民族国家作为推进瓦解政治秩序和解假象的道具,扭曲维护幸福和平的工具。那么,在他们两个人的设计当中,就需要君主制承载福音与自由的世界精神使命。民族国家作为推进瓦解政治秩序和解假象,当然体现了耶稣与教会的冲突,是一种敌基督么。君主制承载福音与自由的世界使命肯定是一种敌基督。霍布斯是不是认为后一种敌基督,更无害一些。

官僚集团的“不法”和贪污腐化,这个原因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只要假定官僚集团的不法与贪污腐化没有那么严重,其自身也成为伤害自由与政治秩序最主要原因,那么福音、自由与政治秩序和解的假象,就不会成为不可以忍受的。这时候的抵抗革命,不过就是对政治秩序的原教旨和巩固。而且在特定时期的人类精神转型关口,改良或者消极革命,也变为可能。官僚集团的“不法”和贪污腐化,没在特定时期的人类精神转型关口,是不会带动对政治秩序的摧毁和另起炉灶的。

为什么抵抗权是首要的,而革命权是政权的根基。答案就在于福音和自由,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冲突。抵抗权是福音与自由的政治影像。福音与自由尽管接近自然状态,但是并不是偶然与暴力、无序,而是一个立法的强大权力意志,它带有摧毁旧政治秩序,生成新秩序的强大冲动。它是一个位格,将发未发的原点。

当我们区分了神法、自然法、实在法之后,就会发现我们抛弃的了实在法,因为官僚集团的“不法”和贪污腐化,然而神法、自然法是亘古不变的,那么所谓政治秩序最彻底的另起炉灶,也不过是法律体系当中一部分革新。如此在法律体系之中,改良是无所不能的。

在法律体系当中的改良,会带来公民社会的延续性。当神法自然法只能体现在实在法,实在法之外没有神法自然法,这时候实在法的另起炉灶,就会导致沉底断裂。而实际上,不管人类的政治秩序如何另起炉灶,神法自然法都是延续的,不过就是沉没之后,然后再次升起。  

 我在《在维权运动中解决国民劣根性》中,谈到维权运动就是一个教会。教会和抵抗运动都有一种敌基督的诱惑,也就是在政治当中,把教会当作目的,抵抗当作目的,为了这个不择手段。在敌我斗争中,让政治的敌基督品格,战胜基督。

政治是一个场域,这里魔鬼最容易占据,并且以基督的面目出现,最容易出现偶像崇拜。划分敌我和斗争的政治意识、仇恨,不能成为教会和维权运动的主要品格。这一些都是在政治搏斗或抵抗中形成的。

在政治中,首先就强调,自己抵抗或者革命的手段和行为,是不是符合基督精神。抵抗者革命者,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大的义,正如现存统治者认为的那样。相信自己是最大的义,乃是最大的不义。这对统治者和革命者都是一样的。

巴特认为,受到现存秩序秩序伤害的正义感,不会因为与现存秩序的决裂而得以重建。最激进的革命不只是反叛,而且本身也是对现存秩序的辩护和强化,而且比以前过之而不及。反叛者正是通过它的反叛,站到现存秩序一边,胜利之后立即回头是岸,不再是反叛者了。

如何彻底地摆脱现存秩序,包括激进抵抗和革命对现存秩序的延续,是首要考虑的。在巴特看来,反对最激进的革命,并不意味着拥护现存秩序,因为叛逆者已不留神,就会卷入这样的漩涡,将上帝秩序与现存秩序进行进行争执,让上帝来驱赶魔鬼,让上帝与魔鬼之间进行战斗。

革命要求打破秩序,跨越界限和消除限制,一方面这是其本身的一个目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激励本来被动的人民的一种手段。在宪政中,限制和自我约束是一种坚持的理想和期望。为了解决二者冰火不容的冲突,一种宪政化的革命呼之欲出。

20世纪,受到法国大革命激励的革命是令人沮丧的,带来的只有美好的理想遥不可及,以及无尽头的政治灾难。如何彻底地摆脱现存秩序的伟大政治事业,因此遭到严重挫折,反对革命的保守主义潮流,就像泛滥的污水一样,一次又一次涌到岸上,人们对现代性的目标,产生了侵蚀人心深处的怀疑。

所以如何摆脱启蒙政治传统,为革命立法,重建一种手段符合目的的,不会丧失革命目标的革命,在革命中贯彻基督教精神,成为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革命家的首要任务。很庆幸的是,二十世纪,一种新的政治创举已经成为实现基督教革命精神的巨大希望,和某种信念的源泉。例如甘地的非暴力群众运动,例如东欧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这样一种自我限制的宪政化革命,也许是二十世纪的政治,给未来世世代代带来的最伟大赠礼。

194112月,科耶夫在1939年著名的《黑格尔现象学》讲演之后,即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在新拉丁帝国的设想中,《法国国是纲要》高度赞扬了抵抗运动的政治意义。科耶夫的《黑格尔现象学》讲演,是继黑格尔之后,谈基督精神如何道成肉身,演化成为历史运动的。科耶夫参加了抵抗运动,也是基督精神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至今还没读到科耶夫的论述。

   加缪参加了抵抗运动的刊物《战斗》,组织,负责情报和地下报纸工作。他担任《战斗》驻全国抵抗组织的代表。《抵抗者》发表之后,一些极右派学者,指出本书标志着一种向民族主义以至于上帝的回归。《抵抗者》靠近了福音精神。具有地中海海水浴阳光那样均衡和节制。

尤其是针对萨特的革命暴力美学。在加缪看来,节制不是反抗的反面。反抗本身就是节制,节制顺应着反抗,包围着反抗,而节制产生于抵抗,只有抵抗节制才能存在下去。人的内心深处总是包含着非节制的因素。

《抵抗者》是针对某个人的,那么首先就是针对它的作者。加缪说,我认为,我应该努力得出一种行为的准则,或者最初的价值,这是我同意的唯一准则,它就是我们的反抗。似乎加缪要把反抗纳入政治史和政治哲学史当中。于是宪政化的革命就呈现出来,抵抗趋于宪政均衡。

抵抗运动与后来东欧转型建设公民社会的政治哲学,是一脉相承的。我的《在维权运动中解决国民劣根性》和《阿伦特与维权运动》描述了阿伦特与抵抗运动的关系。米尼奇克认为,团结工会为欧洲文化带来全新的东西,并且把他们自己的事业,称之为“自我限制的革命”,认为自我限制是一种政治哲学。

东欧的政治哲学与美国宪政同呼吸:一个拒绝启蒙政治改造和启蒙革命的。自我限制的公民社会运动,形成类似美国建国前的受到新教精神灌养的社会契约运动。在于米奇尼克的对谈中(参见《哈维尔文集.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哈维尔承认基督教——民主运动是主要政治力量。建设你自己与生活在真实当中,就是耶稣教诲的世俗政治版本。我读哈维尔与米尼奇克,就好像读抵抗政治的《圣经》,是符合基督精神的。基督说的,就像建设公民社会,建设你自己,而不是抵抗暴政为旨归。

基督精神更大地支配政治了。维权运动是19世纪政治秩序走向20世纪的时候,缺失的东西。正是没有宪法之下的革命,来替代极权主义运动和革命,从而使容纳战争、革命和道德的总体法政秩序瓦解。19世纪末的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已经看到这一点。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战争,而六十年代立即进入自我消解自我解构的革命,以及更为正确的民权运动,可以说是迟到的补课。可以说维权运动有一种世界史意义,有一种世界精神的意义。


本文链接:陈永苗:维权运动与基督教政治的复兴,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中国公民维权联盟首发】
阅读排行
· 盐光沙龙第十五期:杨佳是谁?——基督徒法律人看“杨佳案件”
· 邓玉娇事件的政治意义”座谈会会议纪要
· 范亚峰:法治与公民社会
· 李德满:十年来中国抗争运动研究评述
· 滕彪:中国公民运动中的民间纪录片
· 范亚峰:中国体制内改革动力已基本衰竭
· 陈永苗:鹿鼎在于公民社会——评社科院开除范亚峰事件之二
· 个案与草根维权研讨会纪要
· 范亚峰:单篇文章浏览量在万人以上这个网站就危险了——互联网与
· 魏汝久: 中国维权律师忧思录
相关文章
公法评论网建于2000年5月26日。本网使用资料基于学术研究之目的,如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即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范亚峰信箱:[email protected] .欢迎投稿,欢迎推荐文章。
© 2000 - 2024 公法评论网 版权所有。
两足行遍天地路,一肩担尽古今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砥砺意志,澡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