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周人族群凭借着其质朴、刻苦的精神，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然后就到了历史记载稍微完整一些的姬昌(周文王)时代。

　　按照太史公的说法，姬昌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这种万民归附的局面引起了殷人的警惕，纣王乃囚西伯于羑里 (今河南汤阴)。不想在被囚期间，姬昌却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就是“ 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于是有了《周易》。按照太史公的说法，伏羲所画为八卦，姬昌将其扩展为六十四卦。这个说法，向来有人表示怀疑。从历史角度看，也难以成立。

　　但推测起来，姬昌在狱中多年，肯定会深思熟虑周的开国之路。为此，他当会研究历史。而当时的史书，很可能表现为占卜的记录，即今人所见的甲骨文。姬昌本着周人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对这些卜辞进行了改造、编辑。有学者提出，今本《周易》中各卦下的《象》，就是姬昌所作。太史公又说，从羑里出狱后，姬昌“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可见，姬昌在狱中确有所心得，也许就是构想了一个建国的规划。

　　说周易是建国的规划，倒也不全是标新立异。关于周易的性质，古今争论不休。直到现代，仍有人相信其为占卜算卦之书，当然，学者普遍将其视为哲学义理之书。还有人视其为历史书，说周易就是一本史书，六十四卦就是按时间次序记载上古至西周的历史。笔者把这说法颠倒过来：它不是历史记录，而是用以创造历史的政治社会计划。

　　如果把周易视为建国纲领，那头两卦，乾与坤，就是一个概论。乾卦以龙为比喻描述建国者积累力量的过程：“初九，潜龙，勿用。”建国者应致力于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洞察民情，了解人民的疾苦。

　　二爻：“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建国者已经开始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为了取得成功，还应联合其他有德有才之人，把社会中向上、向善的力量凝聚起来。

　　三爻：“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时，建国者应当保持谨慎，所谓“乾乾”，就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周人具有一种严肃刻苦的精神，他们相信，外部世界虽然是危险的，但只要自己用心，就可以应付这些困难，而取得成功。

　　四爻：“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所谓“偶然露头角”是也，建国者开始在合适的时机表现自己的力量。

　　五爻：“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时，建国者的力量已经成熟了，于是一飞冲天。在这个时候，同样需要大德之人的合作。通过这种合作，才能够掌握权力。

　　但且慢：“上九，亢龙，有悔。”这一提醒非常及时、明智而重要，这也是周易政治哲学最为深刻的地方。建国者凭借着社会的信任、凭借自身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似乎完全可以独揽权力，把自己树立为享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然而，按照周易哲学，建国者若果真如此，必给社会，也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就像阿克顿爵士所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其结果当然是自身的毁灭。

　　因此，乾卦以一个确立分权制度的伟大宪政原则结束：“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今人常用“群龙无首”来形容一个共同体、一个地方、一个机构没有领导、没有领袖，无人统领，结果陷入混乱状态。周易哲学却不这么看，“群龙无首”反而是一种良好秩序的基本特征。《周易》后面多次讲到“利建侯”，即分封诸侯乃是一种能够给各方带来好处的可取制度。这种封建制乃是当时姬昌所能想像的唯一的分权政制。相比于后来的王权，它意味着权力的分立，自然地，在各个权力之间也存在着制衡关系。这能够让任何一种力量不至于变得无法控制，也不能自制，因而肆意侵害他人。

　　仅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秩序观念发生过一次巨大的退化。周易哲学认为，分权，或者用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与她的丈夫文森特的概念说，“多中心治理秩序”是一种优良的制度，可以形成合理的人间秩序。大约自秦以后的封建王朝，人们却开始以为，把所有权力集中起来由一个中心来集中控制，才有可能带来秩序。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后人在注释周易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这一原则，只好东拉西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