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从多维度、多学科拓展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理解，地理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本文在美国学者施坚雅和霍夫亨兹的相关研究启发下，对1921年至1945年发生中共革命的地域进行了“地文大区”的划分，对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诸因素（包括地缘、南北、东西、山河、路江、红白、政区、文武、客家等）进行了述要分析，辨识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关键词：地理学；中共革命及其组织；地文大区；核心—边缘；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项目基金：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区时期的军事化、社会结构与政党文化研究”（17BSH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应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荣思恒，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大多聚焦在制度、事件、人物或机制上，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地理。该因素对理解中共革命及其组织之所以关键，是因为中共虽然在理念和组织上直接源自苏俄，但中共革命具有一个与苏俄十月革命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中共是以根据地为基础进行武装割据并创建红色政权，逐步从农村包围城市，经历了长达22年的军事战争才最后取得了全国胜利。军事战争、根据地、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地理直接相关。而从中共的组织路线来说，毛泽东所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说法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修辞，而且可以从地理实证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学界的既往研究并非完全不涉及地理因素，然而相关研究极其零碎，至多限于军事地理的视角，缺乏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整体史眼光。应该说，地理学的视角尚未被自觉地、完整地应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

　　在海外学者中，美国学者霍夫亨兹于1969年发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成功的生态学：乡村影响模式（1923—1945）》在将地理学引入中共革命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但是，霍夫亨兹的研究存在着如下几个缺陷。首先，他所谓的“生态学（ecology）”几乎仅限于人文地理影响，未曾涉及自然地理影响，故而其地理学缺失了重要的分析面向。其次，他对中共革命的问题关怀落足在底层的社会动员上，忽略了底层与中央之间至关重要的中层组织。这个缺陷进而也体现在他的研究仅以县为单位，而无视更为宏观的政治地理区划。此外，他的研究聚焦在乡村革命上，对城市白区的革命则未予讨论。更为关键的是，他虽然研究了各县农会在乡村人口中的比例、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佃户比例、租佃矛盾、现代化程度、高级干部籍贯分布等诸多所谓“共产主义影响”的生态学因素，也区分了中共革命的“温床县”、“边界县”和“后方县”等概念，但他最后的结论否定了生态条件及地理结构与中共成败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霍夫亨兹对中共革命的地理学分析的开创性贡献，是以一种自我否定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此，无论是他要否定的地理学或生态学，还是他想要倡导的中共组织行为研究，“并没有把他的这一观点系统地发展成为一个解释中共胜利的构建性原则。他也没有从一个理论的角度去提出一个关于这一现象的全面解释”最令人遗憾的是，霍夫亨兹所提出的地理学（生态学）视角虽然对之后海外的中共根据地史研究及地方革命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上述缺陷在后来的研究中也都有所克服，但海外那些研究又陷入了各据山头的根据地和地方革命研究模式，对霍夫亨兹所勾勒的关于中共革命的地理学整体图景一直缺乏实质性推进。正如有学者承认的那样：“新一代中国研究学者对宏观的归纳总结失去了兴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埋首于地方革命的细节研究中，一心分析革命在那些地方发生、发展或失败的轨迹。”本文的旨趣是在霍夫亨兹及另一位著名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相关研究启示下，以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兴起为论题，将以往散见的相关研究用地理学的眼光重新整合起来，以突破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海外革命研究的“地方化”趋势，丰富对中共革命总体图景的理解。

　　军事地理学通常由环境、战争和人三要素组成。关于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也有三个基本要素：区划、机构、人物。在区划分析上，本文以若干省域构成的宏观区域为主，个别问题涉及省级政区，资料上以相关地图为参照；在机构研究上，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为核心史料；在人物研究上，主要使用《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等资料。

　　一、民国时期的地文大区

　　将地理学应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地理区划。谭其骧将古代中国中原王朝的地理区划分为七个区域：关内、关东河南、关东河北、长江上游即古梁州、长江中游即古荆州、长江下游即古扬州、岭南。这个区划方法综合了地理和人口因素，可以构成对现代中国进行地理区划的历史基础。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及文化中心自“安史之乱”后的南移，中国行政区划也由“北密南疏”转向“北疏南密”。中唐以前在关东河南与河北之间的分界日渐失去意义，二者交融为后世的华北。

　　施坚雅在德国和美国的地理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地文大区（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s）”的概念，即综合地理、经济与文化因素，以流域盆地为主来进行划分。就此，他划分了中国的九大地文大区：西北、华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云贵和满洲。施坚雅的地文大区划分与中国传统的地理区划相比有两个突出优点：首先，其区划以市场体系为核心，综合考虑了地理、人口等诸多因素，将作为古代交通干线的水系作为划分的主线，辅之以贸易量和人口等因素，突破了以往研究一味强调行政区划的做法，诸如陕西、山西、安徽、江苏、浙江和贵州等省都处在不同的地文大区中；其次，他提出了区划的“核心—边缘”理论，即不仅存在着国家层面上的核心区和边缘区，而且在每个地文大区内部的各层级（从大区到省级高层政区再到中层政区直到县域政区）中都存在着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划分。

　　本文在区划上借用了“地文大区”的概念，不过，笔者在地文大区的划分标准上与施坚雅有着很大不同。施坚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和体系，地区的功能性连接是分区的基本考虑；他选择以水系为主要的划分标准就是基于水运在运输上的便利性，主要城市也多位于水运枢纽。而本文要分析的中共革命，其主要立足点是敌人实力薄弱的山区。因此要对中共革命进行区域划分，应该主要着眼于与敌军重兵盘踞的大中城市、水陆交通干线的阻隔性。因此，本文选择相关的山脉作为主要的分区线。此外，施坚雅所谓的中国区域只限于中原王朝，而本文所划分的区域则包含了1928年中华民国政区的绝大部分区域 民国时期有三个特例——蒙古、台湾和南海诸岛，因其政治外交局势非常特殊且与中共革命无甚关联，本文不将其纳入地文大区的划分，所有图文均不涉及这些特殊区域。。施坚雅所划分的云贵和东南沿海，从革命地理的角度来说并没有独立分区的意义。笔者的具体分区结果如下：西北区域以大青山、黄河与华北区域为界，以秦岭与西南区域为界；华北区域以七老图山北段、努鲁儿虎山中段和山海关与东北区域为界，以伏牛山南段和桐柏山与华中区域为界，以陇海铁路东段与华东区域为界；西南区域以武当山、武陵山与华中区域为界，以苗岭与华南区域为界；华中区域以大别山余脉霍山和黄山余脉梅岭与华东区域为界，以南岭、博平岭和武夷山与华南区域为界；华东区域以雁荡山与华南区域为界。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虽然采用了按照空间方位来命名区域的方式，但它既不是以省为基础、纯粹以空间方位来界定的行政区划（如安徽就分属华东和华中两区），也不是以军事争夺和控制为基础的战区划分（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区除江浙沪外，还包括了华北的山东、华中的江西和华南的福建）。此外，施坚雅在地文大区的内外层级上所使用的核心区与边缘区概念仍为本文所借用，但笔者不再按照市场体系发育和城市化程度来划分，而是按照中共组织的发育程度来划分，具体的划分结果将随着本文的研究进程而得以展现。图1为施坚雅所划分的地文大区图。图2为笔者借助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绘制的民国时期地文大区划分示意图。

图1 施坚雅的地文大区划分图

 

　　图2 民国时期地文大区划分示意图( 1926)

　　

　　二、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诸地理因素

　　下文将按照历史、自然和人文的顺序来讨论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诸地理因素。

　　第一，中共兴起的国际地缘因素

　　中国共产主义思潮的传播及中共组织的创立有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地缘因素，本文只讨论两条将共产主义思想及组织从欧洲传导到中国的最重要的线路。

　　第一条是思想线路，即最早通过中国的东邻——日本将共产主义思想输入到中国。日本并非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什么会形成最早影响中国的思想线路？这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日本在中国乃至东亚近代化过程中曾起了非常特殊的作用，东亚各国基本上是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其次，在清末民初的留学大潮中，留日是最主要的留学方向，1906年留日生达到8000多人的规模。空间近、费用低、文字通且获得政府支持，是中国学生选择留日的重要因素。再次，在20世纪初中国激进主义思潮迅猛发展之际，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两次高潮（20世纪最初十年、1919年前后），也刺激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日本对中国的思想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翻译，二是留学。在中共成立前，中国人对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了解大部分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或是对日语著作的汉译。中共成立的核心组织——上海发起组的成员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北京发起组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与日本有更深的渊源。

　　第二条是组织线路，即通过中国的北邻——苏俄的指导和扶持，在中国建立起共产党组织。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列宁式政党——布尔什维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二大在1920年七八月间开启了亚洲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1920年通过派遣使者和提供经费的方式直接促使了中共的创立。而俄共（布）于1921年和1925年先后创办的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使留俄在20年代成为苏俄培养中共早期干部的一个重要渠道。

　　需要说明的是，在1919年至1923年间，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新青年掀起了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不少中共早期领袖出自留法生，未曾留法的毛泽东也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推进者。然而，法国并不构成影响中共的第三条路线。因为法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左翼思想及运动对中国留法生影响甚微，不少留法生其实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但因为1922年前缺乏留俄渠道，他们才迂回走上留法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留法只是受苏俄影响的中国新青年在一个特殊时期的替代品而已，1923年相当一批留法生转去东方大学留学就颇能说明问题。

　　第二，中共兴起的国内地缘因素

　　关于中共成立时的组织状况，已有诸多的考证和研究。本文仅从空间的角度来标识中共组织初兴时的核心区。中共创建时的国内发起组有六个：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上海小组是主要的发起组，北京和广州是重要性仅次于上海的两个小组。按照石川祯浩的说法，出席中共一大的济南代表与其说代表了济南“组织”，不如说是作为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有联系的济南人士出现在会场上。中共济南地方支部也是迟至中共二大后的1922年7月才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而武汉和长沙的小组虽然在规模上也比较小，却有独特而雄厚的组织基础，对后来的中共发展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故此，本文把上海、北京、广州（番禺）、武汉（武昌）和长沙这五个地点作为中共组织起始的重要地方原型。武汉（武昌）和长沙两地虽然各有特点，但在政治、地理、经济和教育上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可以把它们归并为两湖（地图上以两湖的分界线——洞庭湖为标识）将两湖合在一起的社会史研究不乏其例。图3是中共组织兴起的示意图：上海、北京、广州（番禺）和洞庭湖这四个点连接起来构成一个不规则的菱形图。这个菱形图的四点分别位于华东、华北、华南和华中四个地文大区，下文逐一分析这四个点及其地文大区的地理基础。

图3 中共组织兴起的菱形示意图( 1920—1921)

　　首先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区。这里作为中共创始地的地理基础主要在于上海城市的特殊性以及江浙文化的底蕴。上海在20年代初既是中国多元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中心，又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大都市；既是国内通讯和出版最发达的基地，又是与海外沟通最重要的口岸，也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所在地；法租界还是最有利于开展秘密政治活动的空间。因此，上海从一开始就是中共早期的政治中心所在。与此同时，江浙地区自南宋以来就是经济发达与文教昌盛之地，以“格致”为思维特点的江浙知识分子是国内最重要的知识群体之一，也是参与中共创始的一个核心群体。

　　其次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区。这里作为中共创始地的地理基础主要是北京大学在文教界的首要位置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北京发起组全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或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此外，北京还是苏俄政府外交使团的所在地以及北方铁路和矿山工人的集聚地，外便于接受苏俄指导，内具有工人运动基础。

　　再次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区。这里作为中共创始地的地理基础主要在于广州城市的特殊性及岭南文化的辐射。广州是经济发达、开放程度高的商业城市和著名的侨乡，工厂和工人比较集中且工会力量很强，与海外联系非常紧密，且毗邻香港这个政治活动的避风港，并通过海运与上海等地相连。更重要的是，广东从1917年到20年代中叶既是国民党最重要的政治基地，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首创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与国民党以及无政府主义有紧密的关系。岭南文化虽然较江浙文化发展较晚，但自明清以来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近代受沿海开放程度高等多方面的影响，涌现出以康有为、梁启超、洪秀全、孙中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思想家和政治家。广东因缘际会成为中共早期革命的中心之一，岭南人士也构成中共早期组织的骨干力量之一。

　　最后是以洞庭湖为圆心的华中区。这里作为中共创始地的地理基础主要在于两湖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的结合。湖北和湖南四周环绕群山，中间是长江横贯其中的两湖平原，略具盆地形式，系南北铁路交通和东西水路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是长江中游的中心都会，长沙也是重要的地区都会“中心都会”与“地区都会”的概念，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包容多元、灵活多变、既浪漫又彪悍；而湖湘文化晚近异军突起，务实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以出产“践履型知识群体”著称。在中共一大前全国的50多个党员中，湘籍党员（含长沙小组以外的其他小组成员）有23个以上，占45%；湖北则有两个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和具有共产党早期组织性质的“共存社”不约而同地在进行建党工作。这足见两湖人士在中共建党进程中的重要性。

　　此外，这个菱形图所包含的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均分布在两条贯通南北的铁路线上，稍后会对此进行分析。

　　第三，中共组织发展的南北易位

　　以秦岭—陇海铁路为空间界线，以1937年为时间界线，中共组织的发展呈现十分明显的南北重心易位现象。1937年前，中共发展的重心在南方。1927年3月全国党员分布数量如下：湖南13000人、湖北13000人、江苏（含上海）13000人、广东9027人、江西3000人、四川200人、福建168人、安徽233人、河南1300人、山东1025人、陕甘388人、满洲380人、北方（顺直）3109人、北满137人。北方地区的党员仅占全国数量的10.94%，南北差距颇为悬殊 由于相关统计数字均以省为单位，所以笔者无法确知江苏、安徽、河南这种跨南北省份的内部统计数。因系粗略估算，本文权且把河南列入北方，江苏和安徽列入南方。。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北方地区的党员比例更低。据1933年6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各省的党员数为：江西10万、福建2万、湘赣苏区3万、湘鄂赣苏区5万、赣东北苏区2万、湘鄂西苏区2.87万、鄂豫皖苏区2万、白区约3万人（其中河北、满洲、山东、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等北方地区约1.39万至1.44万）。全国党员总人数为29.87万人，北方地区仅占全国的4.65%至4.82%。

　　进入抗战时期，南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中共党员从1937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的121.1万人《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资料汇编（1921—2010）》，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第7页。。笔者尚未见到对这120多万党员的分区（根据地）或分省的统计资料，但可以按照军队和地方（包含根据地地方党员和沦陷区及国统区党员）两个系统作出大略估算。抗战结束时，主要在华北和西北战斗的八路军约有103万人，主要在华东和华中战斗的新四军约有22万人。按照30%至40%的军队党员比例估算。北方的军队党员约有30万至40万左右，南方的军队党员仅有6万至8万左右。就地方而论，党员主要集中在各根据地，各白区党员在数量上只占一个零头。北方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五大根据地，党员规模很大，如山西有15万，山东有20余万（不含划归冀鲁豫区的山东部分），河北有40万（含该地域的八路军党员），陕甘宁边区有4.2万（不含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员），河南也有数万。而南方大的根据地只有华中根据地（在地文大区上包含华中和华东两个区），党员数量较少。据1942年3月的统计，华中根据地的地方党员约有6.9万。虽然这个数字到抗战结束时应该又有相当的增加，但与北方根据地的地方党员相比，规模无疑要小得多。

　　要解释中共组织发展的这种南北重心易位，线索是很清晰的。南方之所以成为中共在抗战前的发展重心，有两个基本原因：其一，如前所述，中共初创的四个重要支撑点有三个都在南方；其二，中共从最初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小党发展为具有较广泛群众基础尤其是农民基础的大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把握住了国共合作的机会，而国民党1927年前的势力范围在南方，中共正是利用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南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并影响了一部分国民革命军。这些都为中共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举行武装起义及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湖南、湖北、广东与江西这四个国民革命中心自然也就成为苏区革命最初的中心。而北方之所以自抗战以来一跃为中共发展的重心，最重要的因素是因应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三大红军主力经历长征后立足陕北，而后又因西安事变的发生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八路军主力得以开赴华北进行抗战。国民党本想把中共尽可能赶到华北的抗日战场以削弱其实力，不料中共却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同时获得了蓬勃发展。

　　第四，中共革命的东兴西衰

　　“胡焕庸线”（黑河—腾冲）是中国东西的地理分界线。除极个别例外（如属于晋绥根据地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中共一直扎根在东部谋求生存和发展。中共历史上有两次较大规模的西部活动，均告失败。第一次是张国焘率红军左路军与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分裂后执意南下，想在川西建立根据地未果。第二次是红军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后兵败。这两次失败虽然各有其复杂的原因，但西部地区人烟稀少尤其是汉人稀少，自然条件恶劣，缺乏革命的群众基础和地理基础，红军生存极其困难，无疑是两次失败的共同原因。

　　第五，红色根据地的山河分布

　　中国地形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和盆地，而陆地水文分为河流、湖泊、沼泽、冰川和地下水。山河在历史上一直是影响政治和军事最重要的自然地理因素，它们的意义与平原差别甚大。因此，本文把地形和陆地水文综合分成广义上的山地（含高原、山地、丘陵）、河川（含河流、湖泊、沼泽等）与平原（含平原和盆地）三大类，以对山河的分析为主，兼论平原。这个分类也符合毛泽东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根据地的地理类型划分。

　　山可依为固，河可据为塞，两者皆可作为军事要地。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山地更多具有阻隔的意义，对步兵来说掩护性高，机动性强（无须借助任何工具），敌人的重型装备和机械化部队在山区难以展开，山间野产还能成为军队的给养基础；而河川具有阻隔与流通的双重性质，对步兵来说掩护性低，重要港湾往往又是敌人重兵部署之地，且步兵必须依赖舟船才能渡过大江大河，机动性差。因此，山地在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条件上比河川要优越得多。在红军三大主力中，主要依靠山地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比以洪湖为主要根据地的红二方面军的实力要强得多。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前期主要开展山地游击战（后期同时发展了平原游击战），而新四军主要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两者的发展规模有很大的差别，根据地的地理条件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河川也会有一些特别的优势。一是大江大河有时候会成为有利的军事屏障，如黄河对于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保护作用。二是江海往往更有利于建立红色交通线。在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央苏区“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的水上交通线是各苏区唯一未被破坏的交通线；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建立的多条水上交通线也一直十分活跃。除山河外，平原也可以发展根据地。平原根据地往往需要与山地根据地相互配合，在局势不利时可以向山地转移。此外，某些平原具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可以利用，如在冀中平原广泛开展的地道战。

　　那么，对中共的发展来说，到底哪些山地最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呢？综合毛泽东对罗霄山脉中段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分析，可以看到他强调的主要有以下要素：山形险要，易守难攻；有很好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武装基础；有相当的经济基础可支撑大部队的生存（不能过于靠近经济中心，但也不能过于偏远）；有与山地相连的广阔的游击区域，以拉长敌军的战线，提供我军充分的回旋空间；横跨几省，能对经济或政治中心地带产生较大的影响。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再作延伸。山地虽然一般地说有助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山太大会构成生存和行动的障碍，山太小又无法形成有效的游击区。只有中等规模的山地，既能有稳定的山区经济给军队提供给养，又能较好地抵御敌军的进攻，同时走出山区、向平原发展的难度也不会太高。这种所谓“中等规模的山地”，要么是相对独立的中型山脉，要么是大型山脉的山前区或余脉，在中国山系结构图上可以找到对中共革命来说最重要的三个地带。

　　第一个地带位于从罗霄山脉经南岭和博平岭到武夷山脉中段之间的广阔地带，本文称之为“罗霄山—武夷山”地带。需要说明的是，朱毛红军最初是在井冈山即罗霄山脉中段点燃了苏区革命的火种。不过，因为井冈山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持久打破敌人“围剿”，朱毛红军1929年1月就已下山，转战于赣西南闽西的丘陵地带。毛泽东在行进中逐渐意识到一支大军只有在地广人多的乡村腹地驰骋，才有战略纵深和回旋，才能为部队提供持续的兵源、财源和物力。井冈山虽然具有点燃星星之火的象征意义，但它在中央苏区及红一方面军创建中的作用是较为有限的。不过，因为后来的湘赣根据地也扎根在罗霄山脉中段和南段，而湘鄂赣根据地又是在广义上的罗霄山脉北段即幕阜山一带发展起来的，所以本文把罗霄山—武夷山地带看成从1927年到1934年持续活跃的一个红色地带，在这个地带发展出了中央根据地、湘赣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等几块未完全联通的红色根据地。1934年这些根据地丧失后，当地红军又以山地为基础坚持游击斗争，直到1937年新四军的组建。这个地带在地理上的缺陷在于只有山地与丘陵的相接，缺乏山地与平原的相接，且距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太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装割据的规模性和持续性。

　　第二个地带是大别山。这是一个最完美满足革命发展条件的山地。大别山山势险峻，西接桐柏山，东、北、南为平原丘陵地带，具有若干个交界的鲜明特点。第一个交界是扼南北之要冲，承东西之枢纽。它既是中国西部向东绵延山脉的最东端、长江与淮河的分界线，又是贯通长江中下游的要冲，邻近武汉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第二个交界是鄂豫皖三省的交界，既有广阔的军事空间，又可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第三个交界是内部的山水交界。在大别山内部既有相对偏远封闭的山区，又有相对开放、商业化程度较高的水运要道。这几个交界使大别山进可攻退可守，充分结合了军事地理上的有利和经济地理上的有利。此外，大别山具有悠久的暴力革命传统和极高的地方军事化程度。因此，中共革命在大别山具有其他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连续性，不仅诞生了实力较强大的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而且创造了从1921年到1949年红旗始终不倒的奇迹，是将星璀璨、群雄荟萃之地。

　　第三个地带是山西高原由太行山（含其北段的小五台山以及太岳山）和吕梁山中段北段两个南北走向的平行山系组成的地带，本文称之为“太行山—吕梁山”地带。太行山西边与吕梁山并立，东边俯视华北平原，南临黄河。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太行之为天下脊，岂止一方之险要而已”。太行山既足以支撑起一支雄师，又可向平原顺势进军，进退自如。由东西壁立太行山和吕梁山、南临黄河组成的山西地形被称为“表里山河”形胜之地，其地理之优越性早已为古人高度肯定；而山西本身又有较发达的经济条件，且与华北平原相连。中共在华北初期的抗战正是建立在以太行山为核心的太行山—吕梁山地带上，八路军总部及实力最强的两支部队——115师和129师都是以太行山为中枢向外扩展的。不过，就更长时段的中共党史而言，太行山的地位与罗霄山—武夷山正好相反：它在抗战前默默无闻，在抗战后一跃为无可替代的战略重心。其实，1931年在阜平（即后来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曾建立过华北第一支正规红军——红24军和最早的苏维埃政权，但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太行山的地理优势虽然极其突出，但地理本身对革命并不具有决定性。只有到了抗战时期中共有了绝佳的政治形势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太行山的地理优势才被充分地发挥出来。需要说明的是，与山西高原紧邻的陕北高原在抗战时期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系中共革命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政治地位突出，而战事较少。在革命战争布局的意义上，本文将这个地带视为太行山—吕梁山地带的延伸部分。

　　从罗霄山—武夷山经大别山到太行山—吕梁山，构成了中共军事斗争从南到北依托的三个主要山带，在这些山带的东西两侧，江淮平原（大体以洪泽湖为中心）与洪湖则构成了中共根据地依托的两个主要河川带，而八路军从太行山向北向东向南发展出来的冀鲁豫平原 该区域在地理上包括海河平原、黄泛平原和山东丘陵，“冀鲁平原”或“冀鲁豫平原”是八路军对该区域的习称。则是中共根据地所依托的主要平原地带。图4是主要根据地的山河示意图。

图4 主要红色根据地山河示意图( 1927—1945)

　　第六，白区工作的（铁）路江（海）分布

　　红白之分或“赤白之分”是中共革命独有的一种地理因素，它与城乡之别有关，但又不是完全的城乡之别。所谓“红区”就是中共的根据地所在，“白区”则是中共根据地之外的地区，包括北洋军阀统治区、国民党统治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称为“白区”，抗战时期改称“国统区”）和日军占领的沦陷区。红区工作和白区工作构成了中共革命的两条基本战线，它们在地理上有显著差别。红区位于乡村，但这些乡村根据地往往横跨若干省或县，所以它们并不是国民政府政区划分下的乡村。如前所述，对红区形成影响最大的地理要素是山河尤其是山地。而白区是按照国民政府的政区来划分的。白区工作一般以城市为支点，但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构成白区工作的重要据点。这种据点的选择具有鲜明的地理特点：首先是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出版业发达，便于沟通、宣传和情报收集、传递；其次是工业发达、工厂密布，便于发动工人运动；再次是人口众多、城市布局复杂（最好还有租界），利于掩护地下工作。若研究1921年至1945年白区工作的主要地理轨迹。可以发现三类重要的交通线路。第一类是铁路线。平汉线—粤汉线（其中株洲到韶关段1936年9月才通车）和京山线京津段—津浦线—京沪线（沪宁线）—沪杭甬线是民国时期贯穿南北的两条交通干线，而陇海线是连接东西的交通干线。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广州、长安（西安）等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就是这三条干线的重要节点。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学校、早期的党团组织、1927年前的工运农运学运中心、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大多分布在这些节点上。第二类是长江航运线。长江是民国时期主要的内河航运线。长江下游的上海、中游的汉口和上游的重庆是从建党初期到抗战时期的白区工作重心，尤其是上海与汉口位于铁路线与航运线的交汇点，地理位置更为关键。第三类是广州经香港到上海的海运线。由于粤汉线株洲到韶关段1936年前迟迟未通车，广州经香港到上海的海运线成为铁路运输和长江航运的重要补充。这是广州和香港成为白区工作重要据点的因素之一。

　　这几类线路，再加上另外一条贯通东西的平绥线以及1937年6月通车的南北向铁路——同蒲线，构成了近似“三横”（平绥线、陇海线、长江）、“三纵”（同蒲线、平汉—粤汉线、京山线京津段—津浦线—京沪线再加海运线）的交通分界线，而主要的红色根据地则分布在这些交通分界线的夹缝中。或者说，这“三横”“三纵”构成了一张白区交通网，而在这张网的网眼里发展出来的就是各据山头的红区。红区发展以隔为要，山为主河为辅；白区生存以通为要，铁路为主江海为辅。图5是白区工作重要据点的（铁）路江（海）示意图。

图5 白区工作重要据点的( 铁) 路江( 海)示意图( 1927—1945)

　　第七，红白布局的重心变化

　　上文讨论了红区工作和白区工作各自的分布重心，这里再通过中共中央局（含中央分局，下同）的设置来看红白之间的重心变化。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在所辖范围内代行中央职权，指导辖区内党的各项工作，具有相当高的决策自主权。中央局只设置在特别重要的地方，由此授权范围可以看出中央工作的重心所在。

　　大革命时期尚未产生严格的“红区”和“白区”概念。中央曾短暂地选择北京和广州为驻地，也曾短暂地设置过北方局（驻北京）和广东临时委员会（驻广州）。体现出当时的中共以上海为中心、以北洋政府统治的北京和国民党统治的广州为副中心的地理分布。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即1931年1月前，中共显然是以白区工作为中心的，这不仅体现在中央绝大多数时期驻在上海，而且体现在先后设置的三个中央局均在白区：南方局、北方局和长江局。1931年1月至5月，前述三个中央局先后被撤销，而新设了三个位于苏区的中央局即苏区中央局、湘鄂西分局和鄂豫皖分局，表明中央的工作重心转到红区。1933年中共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新设上海中央局，但这个机构在当时条件下已经无法有效地发挥白区领导作用了。这里情况比较特殊的是1935年5月重建的北方局，稍后另作分析。1934年10月中央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在南方新设了苏区中央分局，负责领导南方游击战争。而1935年11月至1937年1月设置的西北局其实是在特殊历史情形下中央的代用名称，不具有中央局的实质含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先后设立了11个中央局，即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局）、晋绥分局、北方局、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太行分局（晋冀鲁豫分局）、山东分局、长江局、东南分局（东南局）、中原局、华中局、南方局，其中只有长江局和南方局以白区工作为主，其他分局均以红区工作为主。这时全党工作的重心无疑是在红区。

　　下面再来分析红区和白区的干部问题。在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本中虽然并没有采用数字来说明王明、博古“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但经过延安整风，党内实际上已确立了这样的共识：“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与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十分之九的力量，仅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3万多红军及南方几个据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2页。中共在抗战开始后就是靠剩下的1/10的红军力量东山再起的。然而，为什么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的白区干部能在中共的党务系统尤其是组织人事系统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呢？此处需要对华北的白区工作及干部作一点专门分析。

　　北方局从1924年12月到1945年8月虽然经历了三次撤销、三次重建的过程，但仍是存续时间最长的中央局，在1937年7月平津失守前也一直是白区最重要的中央局。这有三方面的因素。1927年前，李大钊作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直领导北方区委工作，为北方局的创建奠定了较厚实的基础。而苏俄政府外交使团在北京的活动以及国民军在20年代中期一度控制京津，也加大了北方工作的分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地区（除陕北外）一直未能成功创建根据地，白区工作成为其工作重点。顺直省委事件的发生及其解决虽然极其曲折，但最后成为中共组织发展史中的一个标杆性事件。从1936年春到1937年7月，刘少奇主持第三次重建后的北方局，工作卓有成效，打开了全新局面。华北白区干部在刘少奇赴任前就是全国幸存无几的白区干部，刘少奇到任后采取特殊策略，将相当一批关押在北平和太原监狱的白区干部营救出狱，又使华北白区干部有了较快增长。1937年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到会的30多人大多是来自北方局系统的干部。随着刘少奇在中央地位的快速上升，华北的白区干部也获得重用。1937年7月后，北方局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红区工作，但相当一批华北本地出身的白区干部已经与南方根据地出身的红区干部平分秋色：前者在华北各根据地多负责党务工作，后者多负责军事工作。华北的白区干部同时成为中央组织人事系统的重要来源。

　　而其他白区的干部状况则完全有别于华北。上海作为1931年前白区工作的中心地位随着“左”倾路线的破产而丧失。王明在抗战初期主持的长江局曾经显赫一时，甚至有“第二政治局”之称，但随着武汉沦陷，更随着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地位的确认以及王明被调回延安，长江局的辉煌昙花一现。在长江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方局（位于重庆）在抗战中后期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整个南方的白区工作，但由于其在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性上远不如1937年7月前的北方局，南方局主要领导干部周恩来、博古、凯丰等在延安整风中都作为“经验主义者”或“教条主义者”受到批评，因此南方局干部后来更多是在外交、情报、统战等相对专业的领域发挥作用，党内影响力远不如北方局干部。同时，南方局干部绝大多数并非西南地区本地人，抗战结束后即撤回延安，未对西南的白区工作产生持久影响。除上述白区以外的其他白区影响都较小。如果就红白的干部划分来说的话，1931年前党内以白区干部为重，1931年后则以各大根据地的红区干部和华北白区干部为重。图6为不同时期的中共中央及中央局驻地示意图。

图6 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局分布示意图( 1921—1945)

 

　　第八，红色根据地的行政区划

　　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区划即政区一般采取省县二级制，同时在省县之间设置行政督察区等准行政区划，在县以下设置区乡等准行政区划。另外，对县区乡进行分等。中共各时期的根据地在这些方面与国民政府大体相似。个别地方如陕甘宁边区的行政区划甚至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四种行政区划类型即地域型、城镇型、民族型、特殊型，达到了较高的区划水平。不过，中共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根据地行政区划具有强烈的战时体制和局部执政色彩。根据地政权是以军事割据为前提的，而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使根据地的边界和区划都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和不连贯性，与民国政府既有的省域和县域有很大的差别（但较多沿用了既往的省名和县名）。此外，由于各根据地是被敌人分割开来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各地有较高的地方自主性，尤其是在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出台前，在区划的具体方案上存在较大差异性。

　　其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区划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区划有显著的差别。（1）前者具有独立的中央政权体系，是自下而上通过军事割据建立起来的；后者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形式上仅具有地方政权体系，是自上而下授权建立起来的。当然，中共的边区政府具有相当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皖南事变后尤其如此，延安与其他边区之间构成事实上的中央和地方关系。（2）前者因为控制区域较小，所以未在省与县之间设置中间区划，而后者普遍地在边区（省级政权）与县之间设置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局不具有行政区划性质，而抗日战争时期红区的中央局已经具备了在中央和省之间的行政大区的雏形。当然，这种行政大区是到解放战争时期才最后成形的。

　　第九，中共文武人才的地理分布

　　关于中共军队高级将领的地理分布，已有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缺点是资料过于依赖《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这个以军队授衔为依据的名录，既无法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已牺牲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反映1955年首次授衔时因已不在部队任职等各种复杂原因而未予授衔的高级将领。因此，本文在分析时除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所收录的254名中将以上的人员外，还增补了53人。这307名高级将领的出生地（或籍贯，下同），按照1928年的行政区划分布为：湖南88名，湖北56名，江西44名，河南18名，四川16名，福建14名，广东、陕西各11名，安徽10名，广西6名，山西5名，河北、云南、奉天各4名，江苏、山东、贵州各3名，西藏 2名，北平、宁夏、绥远、热河、新疆各1名。

　　“文才”是相对于“武将”来说的。中共广义的“文才”应该包括1927年8月前几乎所有的中共干部、1927年8月后的白区干部以及在根据地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但是，这个范围过于庞杂，况且在根据地内部军事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他们常常相互兼任或频繁调任，主力部队的军事干部和地方部队的军事干部之间也常有流动。这些因素给历史研究的操作性带来较大困难。鉴于中共六大前的工作重心在非军事工作上，其后工作重心才逐渐转向军事工作，本文把“文才”界定为中共一大到六大所有的党代会代表以及截至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结束时的中央委员（含候补委员）。这个名单与前文的高级将领名单重合度较小，且两份名单中的人数也大体相当，可以较好地进行区分与比较。这284名文才的出生地分布为：湖南58人，广东43人，湖北35人，江苏22人，浙江19人，山东、安徽、河北各14人，四川13人，江西8人，上海6人，河南、山西、奉天各5人，天津、福建各4人，陕西3人，广西、云南、贵州、北平各2人，热河、绥远、察哈尔各1人，籍贯不详1人。

　　因资料所限，文武人才的出生地均以省为单位进行统计，因此无法严格对应到地文大区中。不过，大部分省的主体部分还是划归在某一个地文大区里，所以仍可以从地文大区的角度作些粗略分析。在文才的出生地中，十人以上的省依次是湖南、广东、湖北、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河北和四川。除四川以外的其他省均位于中共创始的四个中心区域：华中、华东、华南和华北。而在武将的出生地中，十人以上的省依次是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和安徽。它们主要位于两个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区：横跨鄂豫皖的大别山和横贯湘赣闽的罗霄山—武夷山地带。湘鄂粤赣四省是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发动的三大起义，广州、武汉和南昌则是中共同期先后发动的三次战略进攻的中心目标，这对武将的地理分布具有重要影响。由于中共革命早期的重心在南方，北方地区所产的文武人才较少。江浙出文才而乏武将；江西福建出武将而乏文才；广东文才远盛于武将；而两湖既出文才更产武将，尤其是湖南文武人才数量之多是其他任何一个省市都无法比拟的。还有两个文武兼备的省情况比较特殊。第一个是安徽省，其文才较多来自皖东的吴语区（如王稼祥出生的安徽泾县），武将则基本来自皖西的金寨、六安等县。从地文大区来说，前一区域属于华东区，后一区域则属于华中区。第二个是四川省。四川既不是中共的创建支点 关于“重庆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及性质，学术界尚有争论。，也没有建立特别重要的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建立时间较晚、规模较小），却成为输送中共高级文武干部尤其是元帅级将领的重要区域。四川位于以重庆和成都两个大都会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文教在西南地区最为发达，但其发展也受制于盆地的封闭性和西南的边陲性。这造成四川颇多思想激进的青年往往选择出川谋求发展。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四川是最积极的省区，占留法生的21.33%。另外，川军在民国的军阀混战局面中一直非常活跃，四川又邻近清末创办的著名军事学堂——云南讲武堂，刘伯承、朱德两位著名元帅就是从川军和滇军中脱身出来的。从更长的历史趋势看，中共的这种文武地理分布与近代以来全国人才地理所谓“文东武中”的分布大势是相合的。

　　若把文武人才合并起来，各省的分布是湖南146人，湖北91人，广东54人，江西52人，四川29人，江苏25人，安徽24人，河南23人，浙江19人，福建、河北各18人，山东17人，陕西14人，山西10人，奉天9人，广西8人，云南6人，上海6人，贵州5人，天津4人，北平3人，热河、绥远、西藏各2人，宁夏、新疆、察哈尔各1人。表1是中共文武人才的地理分级表。

　　第十，中共南方革命中的客家因素

　　在南方的苏区革命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地理因素——客家客家人主要以使用客家方言为识别标准，客家聚居区可分为纯客家县和非纯客家县。如果对照一下客家方言分布区与井冈山根据地、中央根据地、湘赣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及东江根据地，可以发现二者的地理范围重合度相当高。表2是罗香林及《中国语言地图集》所划分的纯客家县、非纯客家县与上述根据地全盛时期所辖县的对比表。

　　下文以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为例来分析中共根据地与客家区域的关联。虽然朱毛红军的首领朱德是典型的客家人，毛泽东的远祖也有客家成分，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时期的主要成分并非客家人。这支红军由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余部、湘南起义部队和平江起义部队组成，将士主要来自两湖尤其是湖南 湖南东部有一小部分客家方言区，但并非红四军的主要兵源区。毛泽东之所以当初选择在井冈山而不是在他及多数将士的家乡——湖南落足，除了考虑到罗霄山脉中段的地理优势以及江西敌军比湖南敌军弱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可以利用以袁文才为代表的客家武装力量。客家人多聚居在山区，民风强悍，好勇斗狠，赣西的会匪势力以客家人居多。毛泽东为建立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在争取和团结袁文才的客家武装上下了很大功夫。1929年1月，朱毛红军遭遇重围下井冈山后，刚开始是被动避战。但自从2月在大柏地打了一个胜仗并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会师以后，毛泽东逐渐意识到不仅从赣南到闽西广阔的山岭丘陵地带可以利用，而且客家遍布的人文地理也可以充分利用。中央苏区最终在此地建成，从地理上说正是依靠了这两个因素。朱毛红军从井冈山下来时仅3600人，其中绝大部分不是客家人，而到1933年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发展到10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5万多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63、714页。，赣南和闽西是其主要的兵源区。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的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授衔中，江西以325名将军成为将帅数量最多的省，占全国将帅总数的20.l％，大部分来自兴国、吉安、永新、泰和、宁都、赣县、于都、瑞金等客家县；福建也有83名将军，其中大多来自长汀、武平、上杭、永定、连城等客家县。

　　三、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综合地理分析

　　为从整体上了解中共革命及其组织发展的区域走势，本文还需要在“地文大区”的范畴下进行一些综合分析，尤其是辨识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应该看到，无论是霍夫亨兹所作的革命生态学分析还是施坚雅所作的地文大区分析，都是与量化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关于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量化分析，在设计上非常复杂，需要另文处理，本文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但受到施坚雅“核心—边缘理论”的启发。

　　中共革命发展不平衡是大革命失败后关系中共革命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曾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产生过激烈争论，直到毛泽东成为中央最高领导人后，他所一直主张的中共革命不平衡论才成为全党的共识。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中共革命的不平衡性正表现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哪些地方成为革命的核心区域，哪些地方成为革命的边缘区域，除了其他复杂因素外，地理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华东、华中、华北和华南是中共创始组织所在的四个大区。

　　综合前文诸地理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1921年至1945年中共主要依托这四个大区来推动革命 ，只是在不同时期有各种变化。

　　首先是华东区。上海从中共创立到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为止，一直是中共的政治中心所在，而来自江浙及皖东等吴语区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共早期领导的一个重要群体。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14名成员中，吴语区知识分子有6名，接近半数。王明虽然本人并非来自吴语区，并在莫斯科时还积极参与了对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无端打击，然而，以他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中却有相当数量成员来自吴语区。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时的9名成员中，吴语区知识分子有3名。此外，临时中央重要成员王稼祥、沈泽民也来自吴语区。不过，随着上海不再成为政治中心以及中共工作重心从白区转向红区，华东在苏维埃革命中的重要性陡降。直到1937年新四军组建，华东才重新成为中共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域。新四军散布在以江淮平原为中心的广阔水网地带，新四军第五师是一个例外，它所在的鄂豫皖根据地属于华中区，成员以原南方八省游击队员为主。故此，华东区最后形成了两个类似施坚雅所谓的“亚区”，以上海为中心的白区以及以江淮平原（或说是洪泽湖）为中心的新四军根据地（红区）。

　　其次是华北区。华北在中共创始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但是，从五四时期到所谓“主义时代”的来临，从学生运动到国共竞相运动学生的过程中，北大这所最高学府并不占优势地位，倒是那些“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诸如师范生和中小学生）更容易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况且，北方在较长时期里处在对中共发展极其不利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中。从李大钊1927年5月牺牲到1937年国共开始再次合作，华北的中共革命一直陷入低谷，以致1932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时，硬要从极左的立场去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和“北方特殊论”。不过，华北在抗日战争中一跃成为中共革命最重要的区域：先以山西高地的四角为支点，然后逐步向东向北向南扩展。华北区最后形成了三个“亚区”，即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八路军太行山—吕梁山根据地（红区）、八路军冀鲁豫平原根据地（红区）以及以北京和天津（1937年7月前北方局的两个常驻地）为中心的白区。

　　再次是华南区。华南以广州—香港—海陆丰为中心。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府，开始倡导国共合作，广州遂成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及苏维埃革命也曾在全国领风气之先，香港则一直是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不过，华南区也存在若干不利中共发展的因素。其一，广东是国民党的根基，中共活动因为与国民党联系紧密而兴盛，但也随着1926年国民政府迁移武汉而受到削弱，更因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在粤军事力量较强而受到强力抑制李济深1928年在广东控制着约12万人的第八路军，是国民党当时拥有相当势力的军阀集团之一。其二，广东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最重要的基地，海陆丰革命领袖彭湃早年就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陈炯明与中共一度有过的合作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基于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广东党组织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中有不少过激主张，而在抵御“左”倾错误和“肃反”狂潮上又显得相当无力，这些现象背后是否存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某些复杂影响，可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三，岭南宗族势力和地方意识强、土客关系紧张、地方军事化程度高、军事转圜空间小等地方性特征也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广东因国民革命时期的基础在中共六大召开时拥有党员约13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40%强。但随着1928年冬红二师、红四师被迫撤离海陆丰以及彭湃调离广东，华南从此丧失了全国革命中心的位置 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建军报告草案中专门提出：“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中国的首创，但以后在发展红军的过程中，由于盲动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各种环境的限制，宣告失败，这是极大的教训。”因为作为革命中心的时间短、范围窄，华南没有形成“亚区”。不过，为便于比较，图7把广州—香港—海陆丰标示为“红白混合亚区”。

　　最后是华中区。霍夫亨兹虽然从总体上否认中共革命的生态因素，却也承认全国至少有八个县是中共革命最重要的“温床县”，而其中六个即湖北的黄冈、麻城、黄陂、洪湖以及湖南的浏阳、湘潭都来自两湖。陈寅恪曾在考证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时总结说：“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港湾之地。”也就是说，海滨港湾地带容易产生新思想，山岭险要之地可为武力所恃。两湖虽然在经济发达和思想开放程度上不如京沪穗，却兼有交通便利和交通阻塞的双重优势：前者利于激进思想的传播，后者利于军事根基的奠定。以两湖为中心的华中区具有极其深厚的革命基础，它在中共革命的版图中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革命空间覆盖面广。华中区形成的革命“亚区”达四个之多：武汉—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长沙—湘潭、罗霄山—武夷山（即湘鄂赣—湘赣—中央根据地）、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罗霄山—武夷山和洪湖是两个红区。长沙—湘潭（还包括周边的衡阳、醴陵和安源等地）虽然后来既没有形成红色根据地，也非1927年以后的白区工作重镇，然而这里既是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之一，又是大革命时期的农运和工运中心之一，还是中共大批文才武将的诞生地，所以把它视作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革命“亚区”。比较特殊的是武汉—大别山。武汉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大部分来自大别山，这两个地方有着极其密切的地缘关系。武汉曾多次作为白区中心，而大别山则是著名的红区中心，武汉—大别山也就成为一个特殊的“红白混合亚区”。（2）革命时间持续长。华中区对革命高度敏感和异常坚执，从1921年到1949年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热点地区，尤其是位于鄂豫皖的大别山更是全国唯一一个坚持28年红旗不倒的地区。（3）革命者来源广泛。华中区既有相当一批中小知识分子踊跃参与建党建团，又有大批农民、会党等各阶层人士积极加入革命队伍，在此诞生了红军的三大方面军和主要的红军将领。

　　本文用“核心—边缘”概念来绘制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综合分区图。在地文大区的层面上大体可以看到，华东、华中、华南和华北（以及西北的陕甘宁边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陕甘宁边区可以看成华北核心区的延伸部分。）构成核心区，西南、东北和西北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区域构成边缘区。在华东区内部，上海和以洪泽湖为圆心的江淮平原构成两个核心地带，其他为边缘地带。在华北区内部，太行山—吕梁山、冀鲁豫平原和北京—天津构成三个核心地带，其他为边缘地带。在华南区只有广州—香港—海陆丰一个核心地带，其他为边缘地带。而在华中区内部，武汉—大别山、长沙—湘潭、罗霄山—武夷山及洪湖构成四个核心地带，其他为边缘地带。地文大区的核心地带或“亚区”越多，说明该区域的中共革命越活跃。上述地文大区的革命活跃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别。就此，本文把地文大区的核心区再细化为核心区与次核心区：华中、华北（及陕甘宁边区）构成核心区，华东与华南构成次核心区，其他三个大区构成边缘区。

　　从历史时期的变化来说，核心区由南向北推移，华中是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华北则是革命的大丰收之地。而从红白区的分布来说，正如图5所示意的，白区工作的重要据点基本上沿着铁路线和长江航运线及海运线分布，而主要的红区则是在由铁路和江海构成的“三纵”“三横”的交通网的网眼里立足的。图7为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综合分区示意图。本文关于革命核心—边缘的主要分析层次落在地文大区与“亚区”这两个层面。“亚区”以下的县级层面的革命核心—边缘布局，参看霍夫亨兹文中的共产主义影响合成图，本文将其列为图8。

图7 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综合分区示意图( 1921—1945)

 图8 霍夫亨兹的共产主义影响合成图( 1923—1945)

　　四、余论

　　本文的分析之所以到1945年为止，是因为1945年后影响中共的地理诸因素虽发展得更加繁密，但其根基是以前已经奠定的。在地文大区的战略布局上最主要的变化是东北大区崛起为解放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共选择东北作为战略支点，主要是考虑到东北系工业重镇，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地理位置自成一体，既背靠苏联红军，又无国民党军队势力，与关内相对隔离，十分有利于中共的发展。不过，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是以短时期外植进大批干部和军队为基础的，这种“外植性”战略格局的形成与东北原有的中共力量之间的关系很小。随着“向北发展，向南巩固”战略的部署完成，中共五大主力军的雏形已具。再随着战争由北向南的推进，六个行政大区的布局以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划分也渐次展开。各大山头的军队将领以及华北的原白区干部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大区及各省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非倡导所谓的“地理决定论”。毛泽东曾经说：“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指地理——引者注）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应该承认，地理对整个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重要性不如它在军事战争中的重要性，然而，它终究还是构成了理解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要从多维度、多学科拓展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既有理解，地理学的视角及空间的分析就不可或缺。

　　注释从略。